书评有了痛感也要喊——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陈晓明在80年代中期，柏杨的名字在中国的传统反思潮流中不胫而走，而《丑陋的中国人》使柏杨的影响富有震撼力。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焦虑，年轻一代学人崇尚西学，重新挑起启蒙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赶西方，当然要反思传统及其现实。很显然，反思的余地很小，传统文化就这样成为全部反思的落脚点。在那时，可引证的权威资料并不算多，胡适是一个苍凉的历史形象，而柏杨则要现实且生动得多，柏杨就这样成为大陆青年学子津津乐道的对象。多少年过去了，柏杨的名字似乎有点淡忘，就象80年代一样，逝去得那么平静，那么没有道理。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最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颇有眼力，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其实是柏杨的这本书第一次正版进入中国大陆，80年代的盗版图书正如它的“非法阅读”一样，21世纪，我们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静气地来阅读一下这本震撼华人世界的奇书。古语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今天，在文化多元语境中，我们更有心胸面对这本锋芒逼人的书。

    柏杨自己解嘲地说，“吴刚伐树我洗缸”。谁都知道柏杨用“酱缸文化”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国传统至今的文化存在的问题，用他的尖锐和犀利去除传统文化的余孽糟粕。这倒是应了毛泽东诗词当年的那句话“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而，柏杨没有那么悲壮，他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就是在当年的台湾岛和海外华人世界，他承受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柏杨在60年代的写作异常活跃，成为台湾岛内最受欢迎的杂文家，他对国民学党的政治高压时常冷嘲热讽，由于被怀疑影射攻击蒋家父子，被罗织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出狱后，柏杨并没有屈服，据他后来的回忆，他最早试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他出狱后不久。但他在台湾无法演讲，多次准备演讲这个題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他的演讲題目“丑陋的中国人”，听讲者三分之二是华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据说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柏杨感到面对山谷一样的寂静，没有掌声，连礼节性的握手都没有。很显然，听众没有认同柏杨的观点。但柏杨并不气馁，他依然固执己见，毫不留情，决不姑息，他的锋芒所向，总是直击要害，他把中国传统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揭露无遗。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在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人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直到今天，那些事实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发无损，那些恶习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

    事实上，柏杨并不是独一无二故作惊人之论，他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剖析，不过承继了现代中国启蒙未竞的事业而已，鲁迅先生当年猛烈批判过国民性，他对中国人爱之弥深，恨之愈切。胡适也同样深刻批判过中国传统，这不能否定他对中国民族深切的爱。批判传统，指出中国人习性的负面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伤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杨要的是更真实的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现在，到处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读物，我们还有痛处，还有切肤之痛，有了痛处也要喊，这才是健全的文化。21世纪，中华民族要承担更艰巨的历史重任，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成就。在新世纪之初，我们重读柏杨的书，这会让我们有更加强健的心智，去除弊端，去伪存真，去劣存优，承担历史重任，开创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