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季，笼罩了大半个中国的灰霾将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这个学术名词带入到公众视野，并通过前所未有的媒体关注与公众呼声改写了中国公共政策史——PM2.5在公众呼声中被列入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随之，环保部发布了全国各地PM2.5数据公开四步走的时间表。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关于空气污染和PM2.5的争议似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然而2012年冬季，前所未有的寒冬带来了化石燃料消耗的季节性增长，加之连续几天的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刷新了历史记录：1月10日到16日，整个京津冀地区沦陷在“爆表”的空气污染指数中，其中部分监测站点的PM2.5浓度达到了1000微克/立方米，创下了有公开数据以来的新高。之后的半个月中，灰霾反复来袭，近日更是从京津冀地区延伸到山东半岛以至长三角，灰霾面积约143万平方公里。

　　尽管在这次高污染事件中政府的开明与积极态度赢得各种肯定：提前发布预警信号、宣布中小学校停止室外体育课、临时启动污染预警预案。但或许更多戴着口罩走在街头或是呆在家里“避霾”的公众仍有疑惑：我们的空气到底怎么了?还会不会更差?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呼吸干净空气?

　　近期经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区域空气污染联防联控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三个区域十个城市群定下了2015年PM2.5年均浓度比2010年下降5%的目标。笔者估算，按照这个速度和中国主要城市的PM2.5污染水平，大部分城市都会在2030年后达标。也就是说，要在中国呼吸上“放心的空气”，至少还需要等20年。而北京市政府宣布的PM2.5治理时间表，也明确表示将努力在2030年达到中国国家二级标准——每立方米75微克。

　　20年的等待，相比现在公众已经付出的巨大健康损失显得过于漫长。笔者认为，如果不提高环保问题在政府议程里的优先度，不改善落后的环境经济政策，以及薄弱的环境监管体制，未来空气质量有可能变得更差，公众将要面临和付出的健康损失将更为惨痛。

　　一方面，虽然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陷入了全球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但是空气污染的最大元凶——燃煤与机动车增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国目前面对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与机动车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费至今严重依赖煤炭。1月18日，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煤炭工作座谈会，会议透露2012年我国煤炭产量达36.5亿吨，同比增长3.7%，煤炭净进口量2.8亿吨，同比增长34.3%。这都预示着2012年煤炭消费量将再创新高，在2015年之内将煤炭消费控制在39亿吨的目标前景堪忧。除此之外，中国机动车燃油的含硫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国务院《规划》里5% 改善目标的制定是按照重点区域的煤炭消耗在“十二五”期间可能还会增长30%，机动车数量增长50%来假设的。

　　笔者预估，即使《规划》中列举的用于大气污染物治理和黄标车淘汰等项目的3500亿重点工程全部如期完工，油品也在“十二五”期间有全面的质的飞跃，因煤炭消费总量和机动车保有量增长带来的压力依然会抵消很大一部分的减排努力。

　　另一方面，现在的环境经济政策与监管体系依然无法对企业达标排放产生足够的约束力。即使末端治理的工程能够使得企业“有能力”减少污染排放，中国的环境违法成本大大低于守法成本，这直接导致企业宁可交罚款，或是排污费，也不愿意开启末端治理措施。而政府不可能每天守在企业的排污设施前，现有的“突击式”检查只是让企业“应付性”的开启污染治理设施，而对于大企业的污染排放信息、重点污染源的在线监控信息也一直作为“机密”不予公开。

　　面对数次来袭的灰霾，被严重的空气污染困扰的网友们在微博上发起“空气清洁法案”的投票。殊不知已经实施了12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其修订已于 2010年1月由环保部上报国务院。该草案涵盖多项大气污染治理相关的新政策条款，但草案提交国务院以来一直被列为国务院法制办的二类立法项目，很有可能赶不上今年人大审议的议程。

　　事实上，空气污染并非无药可治，在奥运会期间(2008年8月8日至24日)，北京市的PM2.5浓度降低了54%。而之后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都显示了区域空气污染联防联控可以达到空气质量改善的效果。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滞后折射出中国政府对环境议题的优先度有待提高。未来五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是只选择发展GDP，还是有选择地发展GDP?这将是掩盖不住的环境问题出给各级政府的一道难题。但在中国没有完成“发展”和“保护环境”的优先权转变之前，笔者认为，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代，还将持续很久很久。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