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性经济衰退导致西方主要油气消费国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石油需求萎缩，石油市场一时出现供应能力过剩的局面，加上美元贬值和投资因素，国际石油价格大起大落，至今仍然处于50美元/桶的相对低位。

　　多数国际能源研究机构预测，2009年的油价区间为50美元/桶左右。2010年的油价水平依需求、供应、贸易趋势有条件地逐步回升到60美元左右。

　　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低油价，对主要资源国和石油消费国的石油战略、对外合作政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能源领域各利益相关方均进入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油气政策调整期，出现了新的难得的合作时机。我国应当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建立充分利用国际油气资源的有效制度和重大措施。

　　主要资源国：降低合作门槛

　　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世界主要产油国和大石油公司的既定战略造成了较大冲击。

　　面对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石油供需状况，欧佩克三次削减产量，计划减少产量420万桶/日。但是，欧佩克的削减举措效果显现迟缓，一时难以左右国际油价，并影响石油需求和投资。

　　收入缩减和投资资金短缺已成为石油输出国头上两把利剑。未来的政策调整将更加谨慎。

　　巴西、西非沿海国家、加拿大、委内瑞拉等资源国不得不放慢或暂时搁置一些中期项目和高成本的重大项目，特别是深海、非常规和重油项目，而这将影响2013-2015年的石油供应能力。

　　而过去10年来一直处于强势的俄罗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等重要产油国为了改变资金短缺、外债加重的局面，目前正面临严峻的考验，能否持续实施其原来的战略值得怀疑。个别国家将不得不采取措施，调整对外合作策略，降低对外合作的门槛和途径，吸引国际资金。

　　主要消费国：扩大对资源国的渗透

　　相对的低油价态势缓解了消费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为石油消费国尽可能利用国际油气资源、缓解石油需求增长压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危机还让石油消费国促使产油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宽政策，与国际石油公司和有实力的国家石油公司重启谈判，维持油气生产和供应能力建设。

　　美国应对低油价的战略措施十分明显，首先，逐步提高石油战略储备，使之保持在7亿桶高位。低油价下能够通过必要手段，维持这样高的储备水平不仅是明智的，也显示了其贸易能力。另外一些石油贸易商也利用手中的购买协议积极购入，囤积储备。

　　其次，许多石油公司大大压缩油气勘探开发（E&P）预算。根据巴克莱银行调查，245家美国油气公司的E&P预算将从2008年的1060亿美元下降到790亿美元，降幅26%。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埃克森-莫比尔、雪夫隆、BP以及道达尔等国际石油巨头则基本维持与2008年相同的投资水平，目的正在于继续贯彻他们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利用公司的长期实力，扩大对资源国的资源渗透，同时也维持自身长期的产能建设和未来的供应能力。

　　我国需加大利用国际油气资源的力度

　　当前的低油价态势，实际上为我国石油工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必须根据目前和今后几年的国际油气形势，不失时机地出台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战略措施，加大利用国际油气资源的力度。

　　第一，必须建立全球化的油气贸易体系、有效制度和运作机制。

　　目前，我国没有全球化的石油贸易体系和有效制度。现行的石油贸易机构、贸易方式、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不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石油贸易主要是石油贸易公司各自的商业行为，缺乏国家层面的全局性规划与制度安排。在公司行为之间也缺乏协作机制和措施；贸易手段和途径比较简单，受国际市场变化影响很大。

　　一个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大国，没有全球化的贸易体系和有效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制度缺失。而没有全球化的贸易体系和制度，对一个近2亿吨石油进口大国来说，也是有威胁的。

　　为建立全球化的贸易体系和有效制度，需要由国家能源局牵头制定国家石油贸易的中长期规划。在这个规划中，参考日本和欧洲等国家的经验，明确诸如“国家规范，行业指导，公司协调运作”的合作原则，将近期、中期和远期贸易紧密结合，将现货、期货和其他置换方式结合；国家要对经营者和贸易渠道与方式进行规范和监督。

　　对于战略性的油气供应，国家可代表或推动产业和大公司与一批资源国签订期限合理、种类搭配、方式灵活的石油贸易协议，建立资产置换、跨境运输和储备的合作机制。

　　在当前全球形势下，建议利用我国的金融、工程和市场优势，与中亚、西非和南美等地区主要资源国建立供需互保的油气安全机制，多开拓包括“贷款换石油”、“工程服务换石油”、以国内加工和销售换资源，以及交叉投资促贸易等多种方式在内的贸易模式，最大限度地锁定价格和风险。

　　在贸易机构上，国家必须培育国有综合性的大贸易公司/集团，引导国内外私营企业参与；同时，支持国有贸易公司与沙特、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一批重点资源国石油公司、国际石油巨头以及国际贸易巨头形成长期的供需联盟，争取掌控更多的油气资源。

　　第二，加大对油气基础设施和储备设施的投资，加快建设步伐。

　　要加快国内外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跨国油气管道建设和重大战略储备设施建设。今后中国的石油进口规模很大，必须通过战略运作，加大力度，在今后几年内继续加快建设从周边产油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长输管线和相应设施。

　　目前，我国两三千万吨的石油储备量与我国每年3亿-4亿吨的石油消费水平相差悬殊，与美国石油储备总水平差距甚远，是我国油气供应安全的一个软肋。为了增强我国的石油储备，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加快推进石油储备的建设步伐。

　　当前要利用国家的资金优势，加大对重大储备设施建设的投入，带动系列配套项目开发。为此，国家必须加强石油储备立法，在法律和政策上规范国有公司和所有参与储备的民营公司的经营行为，目前侧重支持国有大公司和有基础的民营企业，按照国家的规划和政策，扩大商业储备建设；同时，改进目前国家“招呼”，中石油与中石化两大集团“自行”配合的做法。

　　建立国家的调控机制，不仅要指导国家石油公司，也要积极引导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参与储备建设和部分运营，加快石油商业储备和物流项目的开发。还要推动储备方式和地区分布的多元化。

　　第三，出台海外资源开发指导性政策，引导有实力的石油公司不失时机地扩大海外资源开发步伐。

　　当前资源国的政策变化为我国石油公司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合作机遇，将带动新一轮对外投资合作热情。然而，当前国内石油公司和金融机构跨国投资热情高，手笔粗，正负影响大。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一套完整的国内企业跨国投资合作的指导性政策，在对大石油公司进行重点和直接指导的同时，需要对海外资源开发的整体方向、业务结构、企业资格、技术标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调控范围与方式，以及融资、税收等配套政策作出明确规定；明确落实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措施。在政府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协议上，为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合作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

　　面对当前的机遇与潜在的风险，国家政策的着力点一方面要以国内大石油公司为主角，突出对国外战略性资源和重大项目投资合作的科学咨询与决策监督；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推动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政府部门联手推动，充分体现国家公司的竞争力。也考虑进一步扩大国内对外合作的步伐，配合国际油气资源的开发。

　　第四，超越双赢互利，推进巧合作，培育长期合作的战略优势。

　　在我国与有关资源国的合作过程中，既存在政治经济利益的互补关系，也存在诸多潜在的“对抗”和非传统“ 冲突”。在各自追求自身战略利益时尤其如此。根据历史经验和当前的时机，需要重新审视合作形势，注重管理长期和潜在的“冲突”，在利用国际油气资源过程中，既要双赢互利，也要在适当的时机，超越双赢互利，推进巧合作，扩大对外合作的战略优势。

　　第五，加强国际能源对话，参与全球资源治理行动，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化解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油气资源竞争过程中缺乏与所在国法律和文化相适应的制度建设，缺乏国际层面的全面、稳定的合作机制和对话平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受资源国政策限制越来越大，今后受各种势力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近几年来，八国集团峰会一直在推行“全球资源治理行动”，国际民间组织联合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推动“采掘业透明度举措”（EITI），西方的银行巨头在支持能源投资过程中，极力推广“几内亚原则”等制约性措施，使我国的海外投资活动受到全面监控和限制，潜伏着诸多不利方面。

　　为了破除不利影响，建议外交部和国家能源局组织参与有关全球资源治理行动的国际对话，既要传播我国在苏丹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油气投资合作的实际成就和正面效果，也要参照EITI的原则和成功实践，制定我国对资源国油气合作开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向世界公布我国的原则，规范我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行为，逐步与全球资源治理行动大趋势对接，化解“中国能源威胁”、“国家公司威胁”和不规范竞争等不应有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