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国际多边进程的影响是深远显著的，但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中国环境保护议题，始于1972年派团参加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CHE)，这不仅是当时中国外交的重要一步，更是中国国内开始相关机构设置、立法和规章的起点。

　　但近年来，国际环境多边进程的政治影响似乎显著下滑。国际气候谈判在遭遇了哥本哈根的挫折之后，元气大伤。2012年的里约+20地球峰会，也难以再现20年前里约峰会的盛况，峰会产出远无法与诞生“三姊妹”公约这样的外交进展相提并论。

　　国际社会对中国形成了双重期待：既要求其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时也要求其减排治污的贡献。中国的角色也由此开始变化。一个后进的“小学生”形象，变成了一个予取予求的谈判者形象。

　　于是，中国国内环境治理与国际环境进程，再不是早期的“冲击-回应”范式。中国的“肌肉”越来越强健，其对国际环境秩序的塑造能力，似乎超过了这一秩序能对中国环境政策产生的影响。

　　然而，认为中国正在环境外交上趋向保守、强硬的学派恐怕忽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舶来品”的诸如预防原则、污染伤害无边界原则、公平的责任分担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这些遥远的国际环境治理准则，正在中国被不断谈及，有些原则甚至已成为国内环境治理的官方表述。

　　这些新趋势，不由让人发问：中国在国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会否改变在国际环境治理上的态度?中国会否重新定义多边环境治理对本国的价值?面对新形势，中国新任的领导集体会否转变中国的环境外交策略?

　　中国的环境挑战已经到达极限，民众已经无法容忍进环保"不作为"。不管多么艰难曲折，中国的国内环境政策必须向更为严格的方向发展。这一内政变化，如果真能成为现实，恰好与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态一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是否能够为中国环境外交带来渐进式的改变，尚待观察。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环境外交亟需新思维，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期许，更是国内环境现实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国际角度讲，多边环境进程必须明确自己在促进中国环境治理中的定位。这些进程必须在建构国际环境法的过程中善用“巧实力”、设计得更 “聪明”。如果最近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框架下展开的汞公约谈判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借鉴的话，那恐怕就是：指望仅仅用国际法倒逼中国做出大跨步式的政策改变，往往过于一厢情愿。以汞公约中对煤电厂大气排放的规定为例，中国很难在国内尚未计划或贯彻相应标准的情况下，就在国际上做出更大幅度的承诺。

　　对国际制度建构来说，其设计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环境法律、国内政策运行方式、以及中国外交传统和行事方式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将很容易出现国际预期与中国实际的不对称——国际与国内政策脱节的病症。

　　这种病症的一个典型表现，是高估作为谈判主体的中国政府，在管理社会不同利益相关者、并确保履约的能力。以政府与企业、个人的关系为例，政府的目的通过出台政策达到，但在贯彻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扭曲现象，甚至导致政府履约失败。由于无法有效控制走私者和消费者行为，与中国有关的猖獗野生动物走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国际机制能发挥的作用当然取决于不同公约进程的具体情况。总体来说，国际机制应该起到的是催化和推动的作用。为了发挥这种作用，国际机制需要异常精细和微妙的设计，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努力思考如何让它与中国国内的环境治理更有效地联系起来。

　　以国际气候谈判为例，在减排这样的核心议题之外，推动数据透明度(MRV)这样的问题，就能不仅在国际上加强彼此互信，也有利于推进各国自身盘查家底。再如，《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其核心是赋予《公约》附件一国家全经济体量化减排目标。不可否认，这种法律框架抓住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矛盾。然而，在德班决议下构建新气候机制的尝试中，这种“单核”法律义务是否仍是最佳选择?特别是，新气候机制将适用于所有国家，“单核”安排是否足以兼容各国不同的国内法律安排?能否做到包容并最大程度地释放不同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能源结构转型的潜力?

　　总之，如果不能将中国的政策法律环境精确地计算进国际机制的框架，将既不利于中国的环境保护，也会让国际关系中的集体环境治理面对最低共同收益点的窘境。全球的环境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同时亟需中国的密切参与，世界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了解却还只停留在初学者水平。

　　最后，国际进程的催化作用需要与两种极端思路划清界限，它们在国际治理中相当常见。那就是激进强硬的生拉硬推、甚至缺乏建设性的中国谩骂，以及多边机制悲观主义者的“放弃中国”论调。这种理论忽略了国际环境机制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切实改变——如果没有斯德哥尔摩，中国的环境治理意识和行政框架恐怕将被耽误多年;就算是被公认为溃败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也催生了中国的减排承诺，以及中国公众、非政府组织在气候议题上的启蒙和持续关注。这种效应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将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与中国巨人互动?在中国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同时，这个世界也紧迫地需要对待中国的新思维。只要这个重磅角色活跃于国际环境治理的谈判桌边，这一挑战将会一直伴随中国和世界，而其难度恐怕只会加大不会减小。人们必须学会如何与多边环境进程中的中国相处，对于中国的谈判者来说，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