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堪称世界奇迹，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在2003年底之前一度维持了10年不变的BBB级，直到2005年之后才得到一定调升。然而，今年4月，穆迪确认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为Aa3不变，但将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而在4月9日，惠誉亦宣布调降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穆迪和惠誉的理由是：担心中国地方债务上升、土地财政依赖以及影子银行的负面影响。

　　穆迪和惠誉担心的背后也反映出最近一年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大潮。过去国际上唱衰中国曾几起几落，但这一轮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经济从某种角度上讲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在国际层面，美元回流可能造成的周期性风险值得中国经济警惕。尽管目前美国没有马上收紧货币政策，但普遍预计，这只是时间问题，2013年始，一轮长达6年的美元指数的上升很可能已经悄然启动，美元回流的大的周期将给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亚洲市场造成冲击，有人甚至估计亚洲的楼市可能腰斩一半。中国经济特别是泡沫高悬的楼市会怎样?无疑需要我们警惕。

　　在国内层面，我们也正面临着结构型风险和制度型风险。结构型风险是指中国经济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地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宏观经济的投入产出效果的逆转。过去我们投1块钱可能赢得3块钱的增长，现在我们投更多的钱进去，却无法实现同样的经济增长。中国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整体上甚至已经不敌银行的贷款利率，面临技术上破产的困境。制度型风险则是指中国制度面临全面转型的压力，由此引发社会震荡以及人心不稳进而出现移民浪潮等风险。

　　上述三大风险的确存在，中国需要直面这些已经存在或者将会发生的风险，特别是防范三大风险的叠加，但又没有必要据此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还要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抵抗风险的能力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中国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握经济发展大势、果断加大改革力度，给民营企业释放更大发展空间。过去中国民营企业具有三大低成本优势：低工资成本、低人权成本和低生态成本;与此同时，却也面临三大高成本劣势：高政务成本、高金融成本、高土地成本。过去几年，民营企业的三大低成本优势越来越不复存在，特别是工资成本连续5年年均增长近20%，但三大高成本压力却不见减轻，反而越来越沉重，这使得中国民营企业陷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空前的困境。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就在于通过土地改革、政府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来降低这三大高成本，给中国民营企业以活路，同时也给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出路。

　　中国民营企业向来有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滋润的草根活力，同时这些年又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启动新一轮的改革，为民营企业减负，那么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仍有希望，而像万达这样的优秀民营企业则会发展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