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后，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使我国进入持续近40年的快速增长期，带动了巨量能源资源需求，作为中国能源资源主要分布地，山西、陕西、内蒙古三个区位相邻、资源相近的省份经济走势却未趋同，反而在发展中逐步分化。

为何这三个以煤炭为主导产业的省份在发展中走势各异?为何山西经济突然失速性下滑?这篇文章将试着探寻其中的答案。

掉队的山西，慢热的陕西，和一路狂奔的内蒙

1980年，国家将山西定位为能源基地，随后带来的是煤炭产量快速增长，但仍赶不上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煤炭供不应求，当时省属的西山、轩岗、大同等几大矿务局效益极好，是社会眼中的香饽饽，是一个纯粹的“卖方市场”，买煤需找关系“批条子”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山西经济也在80年代全面领先于陕西和内蒙，到1990年，山西的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内蒙古约6%，高于陕西约3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内蒙约3%，高于陕西约23%。

进入新世纪后，陕西和内蒙古经济增速加快，山西却疲态尽显，增速逐步放缓，2006年，内蒙古地区经济总值首次超过山西，2009年，陕西经济规模也超过山西，此后，三省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5年，内蒙古和陕西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山西近140%，而内蒙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更是相当于山西的2倍。山西经济规模从1978年全国排名第15位下跌至2015年全国第24位，陕西省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从第19位上升至第15位，而内蒙古异军突起，经济规模在短短几年从全国第24位上升至第16位。

为何同样产煤，三省却逐步分化，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

分化原因1：竞争推动比较优势转变。

三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竞争增加，山西难以再垄断煤炭供应，且与陕西、内蒙古相比，山西煤炭产业的成本相对较高，煤炭生产的比较优势不再。

90年代前，山西发展煤炭产业具备相当的比较优势，一方面，距离东部煤炭消费地区相对较近，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煤炭产量较大，到1990年，山西原煤产量达到2.87亿吨，占全国原煤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其他省份产量非常小，且相对零散，且缺乏市场议价能力，但这一切很快被打破。

1、煤炭供应垄断被打破。

从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陕西和内蒙邻近地区也开始逐步加大探矿和开采的力度，产量快速增长，内蒙古2010年原煤产量超过山西，产量占到全国近25%，而陕西原煤产量也上升到全国约14%，此外，另据从业人员反映，由于陕西、内蒙古私营煤矿较多，监管难度较大，其实际产能更远远大于当前核定产能，两个新产煤大省的崛起与山西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并打破了长期以来山西煤炭供应的垄断地位。

2、煤质普遍低于陕西、内蒙古。

更为关键的是，内蒙古、陕西等地的煤田大于侏罗纪时期，煤炭多为高发热量、低灰分和含硫量的优质动力煤，在当前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受到沿海工业客户的强烈追捧，煤炭总体销售情况较好。反观山西，由于煤炭开采历史较长，不少煤矿的优质煤层都已被开采，剩下的未开采部分杂质过多，发热量低、含硫量高，灰分高，煤质普遍低于其他两省。

3、开采成本高于陕西、内蒙古。

此外，由于山西开采历史较长，浅层煤已基本枯竭，很多煤矿开始开采更深层的煤炭，导致设备和开采难度加大，再加上山西人力成本远大于其他两省(见下文)，成本优势不足。

于是，相对比较优势的变化很快在经济下行期间表现出来，在有限的市场需求下，内蒙古和陕西煤矿的销售情况普遍好于山西，盈利情况也相对较好，山西经济遭受重创。

分化原因2：“一煤独大”形成资源的诅咒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看，煤炭必然是其发展的首要倚靠资源，但实际上，对于初级产品来说，如果一味的按照其优势去发展该产业，反而会在国内和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最底层，反而必然会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即资源的诅咒。

煤炭产业虽然在三个省均为主导产业，但程度不一，以山西最甚。

1979年，山西省委、省革委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名为《关于把山西建成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1980年，国家发文支持山西做强能源基地，从此，山西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国家主要能源基地，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在这个导向下，山西大部分工业部分都围绕煤炭这个“比较优势”开展，煤炭、水泥、电力等相关传统产业规模占到全省的近八成，已经绑架了山西经济，并且蕴藏着极大的风险。而煤炭行业的特许经营和暴利特征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也导致了资源寻租和腐败，造成了营商环境的急剧恶化，而充分发挥煤炭的比较优势，又让山西在产业链中处于“资源提供-生产-消费”的最前端，成为一个闭环的高度内向型的经济体。

此外，“一煤独大”的畸形结构还造成了山西煤炭企业人员臃肿，劳动力成本较高，在山西，不少家长四处找关系让自己大学毕业的孩子进入各个煤矿，因为那里待遇高，旱涝保收，请看以下数据：

1、在国民经济主要19个行业中，山西采矿业的收入长期保持第一，在2013年煤价下跌后才被金融业超过，但仍然高于16个行业，仅有6个行业高于平均水平，前四位都属于相对垄断领域，见下表。

2、采矿业是山西承载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占到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约22%，是陕西的2.7倍，内蒙的4.8倍。

3、劳动生产率较低。大量不必要人员的涌入使山西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大，相对劳动生产率极低，2015年，山西人均单位产量仅为990万吨/人，而陕西达到1392吨/人，内蒙古更能达到4463吨/人。

“一煤独大”不但压制了其他产业发展，还抑制了人们的创新能动性，让人们变得更懒惰，害怕改变。

分化原因3：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发展分化

从世界经验来看，要摆脱在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位置，必须加强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拓展，即产业升级转型的本质是技术进步。在市场化主体中“产学研的”分工是：学校供给人才，科研机构将人力资本转化为基础性研究的成功和应用性研究成果，企业则成为最终需求方，如果长期没有产业应用需求，研发活动将成为“无米之炊”，那么可能导致专业人才培养减少，最终导致产业升级困难。

再来看看三省产学研的情况：

陕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达到0.82%，是山西的1.2倍，内蒙古的1.5倍。

陕西技术市场成交额达到640亿元，是山西的13倍，内蒙古的46倍。

陕西本科毕业学生数是山西1.7倍，内蒙古的2.8倍。

陕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是陕西的1.7倍，内蒙古3.3倍。

虽然三省总体较东南沿海低，但陕西总体技术创新能力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两省，形成了相对良性循坏，而山西、内蒙的产业过度资源化造成了对研发的挤压，技术投入减少，产业升级的难度加大。

经济下行与晋陕蒙的出路

经济下行已成趋势，大规模的建设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煤炭的超级周期也一去不复返，而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预示着传统的能源需求将逐步萎缩。

这意味着：对资源能源高度依赖的山西、内蒙古的经济风险将很大，当前，山西已深陷“资源的陷阱”，在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下，煤炭产业快速退出的难度很大，经济增长将面临极大压力。而内蒙古虽然资源相对多样，单位生产率较高，但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足，经济快速下行的风险加大。而陕西上行的动力相对较强。陕西虽然资源能源占比不小，但制造业也是支撑其发展的重要产业，再加上产学研能力相对较强，在经济下行的抗风险能力将远远大于其他两省，在当前新丝绸之路建设下，有可能走出一条稳步增长的行情。

总体来看，三省的分化是市场竞争的必然，在当前煤炭产业成为夕阳行业的情况下，晋陕蒙三省要走出对煤炭的依赖，必须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才有可能推动产业成功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