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东北非政局影响，国际油价时隔两年多后，再度跨入100美元时代。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这次“百元油价”少了些所谓中国刚性需求的炒作；但对中国来说，作为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却不得不再次考虑在新“百元油价时代”的石油安全问题。

　　油价高企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5%，油价上涨势必使企业成本攀升，重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油价还会向化肥等农资产品传导，导致农产品[17.60 -2.22%]价格上涨。

　　未来十年既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充满挑战的“百元油价时代”。石油安全问题由此变得至关重要，而中国的主要对策，不外乎三个方面：开源、节流、战略储备。

　　战略储备目前是中国的软肋。有外国财经媒体就评析说，近来国际油价飙升暴露出中国和印度石油储备不足。这是实情。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目前政府和企业的石油储备，总共约相当于150天的进口量，欧洲和日本情况也类似。但中国目前的政府和企业石油储备，据估计不超过60天进口量。

　　高价油势必要求中国加快战略石油储备库的建设。没有储备库，手中有再多的油也是枉然。至于何时注油、注多少油，则又是一个两难问题。大量购买储备石油，势必进一步抬高油价；但在油价上行期间，不增加石油储备，则又加剧石油供应风险。

　　因此，在高油价的时代，“择机”能力非常关键。最好的情况，就是如果油价出现回调，通过“低吸”加快战略石油的储备；随着油价走高，则通过储备原油进行适当调节。至于火候如何拿捏，就看决策者的判断如何。

　　相比于已失去最佳时机的战略储备，开源，则是当前中国应对高油价最见效的方式。

　　开源又可分两大方面，一是石油供应的多元化。尽管中国石油[11.92 -0.67%]供应较十年前主要依靠中东大有改观，但偏重中东和非洲的局面依然存在。其中，中东占中国石油进口的50%，非洲则占30%。但从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发展看，不少石油来源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在加大，最近中东的动荡就是一个警讯。要多元化，就意味着在当前石油资源已为西方国家基本瓜分的情况，中国需“虎口拔牙”，这既考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功力，也需要中国整体外交的助力。

　　开源的另一方面，则是大力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最近几年，中国在这方面的举措让世界为之刮目相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时常以此警示美国勿落后于中国。美国有危机意识，中国更不能故步自封。但在直接替代石油的生物燃料上，利弊同时存在。生物燃料需要土地，这势必冲击到粮食生产。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粮食危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发展生物燃料导致“人车争油”。在全球通胀加剧的今天，如何既种植出产油率更高的生物，又不冲击到至关重要的粮食生产，这是中国科学界和能源界面临的一道难题。

　　节流，则是当前中国应对高油价最大有可为的方式。中国经济在很多方面尚属于粗放式发展，节流既是经济转型的必须，也是应对油价飙升和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比如，在汽车业方面，欧洲国家的道路上大多是小排量的轿车，而中国却走得是美国式的汽车发展道路，攀比、奢侈、浪费等不良习气让不少中国人选择更耗油的大轿车。这显然需要中国产业政策的引导。

　　开源、节流、储备，这都是从供求关系问题上谈石油对策。从货币政策上看，人民币适当升值，对抑制高油价确实有一定的对冲效应。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国际油价以美元计价，人民币升值自可购买更多的石油，也可化解西方在人民币问题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升值会加剧热钱流入，“输入性通胀”问题将更趋严重，而且升值可能对出口带来影响，处理不慎，反而引发比高油价更严重的经济问题。如何抉择，需要高层统筹决策。

　　在刀刃上跳舞，正是中国在“百元油价时代”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