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能源资源丰富，但海疆开发的瓶颈十分突出。在当前世界各国声势浩大 “蓝色圈地运动”的大背景下，应在海洋石油勘探的战略、体制、政府政策上实施重大变革，以“海陆立国，开海固权，营疆造域，择优出击”作为新的海洋开发原则，全方位推进海洋石油资源大开发。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短缺日益严重和国际油价的日益高涨，世界各国加强对海洋开发、争夺和控制的特点已初现端倪，其中最重要的战略就是向深海进军（美国环太平洋战略已凸显这一战略意图）。“促进海洋经济发展”首次被写入“十二五”规划草案预示着中国蓝海经济战略大通道已经被打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目前，深水和超深水海域的油气资源，正成为美国、英国、挪威、巴西等国竞相开发的热点。“蓝海战略”的资源争夺，将对未来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回顾世界历史，大多数经济强国都是依靠海洋崛起。我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大陆海岸线达18000公里，面积较大的海岛有7000多个，海洋资源极为丰富，2005年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占总量的22.9%；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为15.79万亿立方米，占29.0%。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08年我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126倍和184倍。随着海上油气勘探的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陆上成熟油田产量的递减，可见我国海疆油气资源价值十分巨大。

　　然而，尽管中国海洋能源资源宏富，但海疆开发的瓶颈也十分突出。尤其目前我们的深海油气开采能力还很低，海洋探明率仅为12.3%，远远低于世界平均73%的探明率和美国75%的探明率。更为严峻的是，我国海洋油气权益正不断遭受周边各国的侵蚀。由于对领海划界标准和依据存在不同理解，不同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划界常出现纠纷。我国海域因油气勘探与周围邻国出现的争执也由来已久。与中国隔海为邻的10多个国家，大多与中国存在着海洋资源、海洋岛屿或海洋国土之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在学界已提出，我们应实行“海陆立国，开海固权，营疆造域，择优出击”新的海洋开发原则。海上油田开采存在着吸管效应，即石油会在海底下流动，早开采早收益。

　　为此，笔者认为，当前在世界各国声势浩大 “蓝色圈地运动”的大背景下，要求我们在海洋石油勘探的战略、体制、政府政策上应实施重大变革，全方位推进中国海洋石油资源的大开发。

　　由此，我们需要抓紧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部署。

　　一是促进海洋油气商业勘探进入大发现时代。可以预见，中国的海洋油气勘探招标将是世界海洋石油公司竞争最激烈的活力市场之一，应通过政府的行政法规推进各类资本进入海洋油气勘探，并逐步通过市场机制发放油气开采许可证以及建立相关的油气期权流转市场。

　　二是支持国际上通行的勘探商业模式。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中国海洋油气勘探高投资高回报的商业模式，对于勘探投资者获得的油气分成应允许在中国境内自行加工、零售。

　　三是将深水勘探作为开采的战略重点。中国海洋油气的勘探区域应集中在深海、超深海区域，应布置必要的资源对两极地区、国际公海海底油气资源的尝试性勘探。

　　四是创建商业性勘探的竞争活力体制。毋庸讳言，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深海勘探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拥有的综合科技实力与深海勘探技术与其实际需求还很不相称。应该积极创建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最新科技含量的深海勘探技术体系和评价体系，建立灵活竞争体制。

　　五是加大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开采的投融资力度。海洋油气开发需要巨额投资。特别是深水油气田开发，需要投入的资金多、技术要求高、损失风险大。因此，国家3至4年内应支持海洋石油业投融资5000亿至8000亿元开发海洋石油作为方案的保障。对此，可考虑成立国家海洋石油勘探基金，以目前市场规模测算，这个基金大约需要1000亿人民币左右，来源可以是财政性拨款；或外汇储备的利息收益；或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部分资金；或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红利收入等等。国家基金应主要作为种子基金投入新建油气田的海洋油气开采。

　　六是应充分利用中国海洋石油的市场优势与世界深海勘探巨头合作，例如与英国石油（BP）、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BK）、英荷壳牌的合作，并确立赶超战略。同时，还需加强远洋运输安全与共建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方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