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环保部的说法，福岛核电事故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仅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百分之一。不过，福岛事故对中国核电行业的影响，或许将远远超出切尔诺贝利事故。

　　4月6日至8日，2011年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暨第九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如期在深圳举行，日本核电行业无人前来参会。原定于4月8日举行的“中日核能发电技术研讨会”，已应日方请求而取消。

　　对中国核电行业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在大会致辞中说：“在核电发展最快的中国，政策是否会改变，引人注目。”

　　与会核电人士普遍关心：核电安全大检查将带来什么变化？新建核电项目审批会被搁置多久？此前，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已有和在建核电站开展全面安全检查，核安全规划批准之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当然，业内大概不会有人认为中国核电将因此止步。环保部核安全总工程师杨朝飞就表示，无论多大争议，核电还是要发展，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如何发展。

　　安全检查与安全隐患

　　据杨朝飞介绍，中国针对在役和在建核电站的大检查方案中，包括防洪、抗震、失去应急电源后的处置、台风、地震等灾害叠加情况下的应对等科目。其中，最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防洪。

　　他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说，中国沿海地区核电站可能面临上游洪灾的风险；至于湖北、湖南等地计划修建的内陆滨河核电站，更需防范洪灾。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漏后，隶属于环保部的国家核安全局即指出，中国在役核电厂对付严重事故的能力有差异，应实施改进计划，诸如采用减少安全壳内氢气爆炸风险的非能动氢气复合系统等。

　　此外，中广核等核电企业相继表示对所有核电新厂址进行安全评估，重新筛选。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介绍，中国目前通过的核电新厂址有三四十个，都经过了严格审查，但也可能个别厂址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每五米打个洞和每十米打个洞，花的钱不一样，看到的情况也不一样”。

　　他举例说，核电站不能建在有火山风险的地方，像河北沧州正极力推进核电，但前提之一是掌握拟选厂址附近火山的活动情况。除了避开火山口，核电站也不能建在大型水坝下边，“万一水坝跨了怎么办？”

　　中国新建核电项目候选厂址大多位于内陆，而中国核能行业协会2009年公开发表的课题报告指出，与滨海核电厂相比，内陆核电厂址由于周围水域面积较少，人口密度可能会更高。当时已开展前期工作的13个内陆厂址周围5公里半径范围内人口全部超过1万人，其中两个厂址超过4万人，而7个滨海厂址中超过1万人的只有3个。

　　核电站周围如人口密度过高，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如何疏散人员无疑是严峻挑战。“如需要撤离的人很多，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结果核电事故本身没有人员伤亡，因为拥堵，却造成伤亡。”徐玉明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堪以佐证的是，今年2月10日凌晨，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附近上万名民众错信化工厂爆炸谣言后冒雪逃亡，一辆农用车坠入河中，四人遇难。

　　徐玉明指出，与拥有足够的冷却水和抗震能力相比，人口密度并不是核电选址的首要因素。已经在建的核电站，投了几百亿元进去，厂址应该不会有什么改变。至于新选厂址，人口密度权重会不会加大，尚需专家评估和权衡。

　　倘若有新选厂址需要调整甚至舍弃，对当事核电企业将是一件极为头疼的事情。据悉，每次选址至少需要花费3000万元。更要命的是，找到替代厂址并不容易。正如华能集团副总经理张廷克所说，核电厂址资源“稀缺宝贵”。

　　盲目乐观与盲目恐惧

　　近年来，中国核电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下称一重)可谓见证者和受益者。该企业负责核电站大型锻件业务的人士透露，前两年他们边科研边投产，“每天拼命干，还是满足不了要求”。2006年，一重的核电站大型锻件全年交付3件。到了2010年，飙升至172件，超过国外同类行业的“领头羊”。2011年和2012年，其目标更是达到每年312件之多。

　　对于中国核电大跃进的批评之声，在福岛事故后愈发受到重视。

　　在此次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上，今年年初刚卸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称，尽管中国近年来开工建设了28个反应堆，但美国在其核电建设高峰期间，同时建设60多个反应堆。言下之意，中国核电发展规模并不算过快。

　　杨朝飞则援引一位部级领导最近写给高层领导的信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飞机失事频繁，国际上有专家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航空发展太快，这个情况值得核电工业借鉴。“当前核电工业成绩显著，但当核电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之后，制约条件更加凸显”。

　　他指出，中国核电安全法律体系不健全，原子能法刚列入2011年立法计划，还没有一部核安全法。此外，核安全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经费不足、能力滞后；反应堆堆型复杂、标准不统一；整个国家都缺人才，核电行业“挖来挖去就是那些人”。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赵成昆也表示，中国核电发展得很快，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安全和应急管理就会打折扣，“危急情况下可以请外部专家，但真正了解情况的人还是内部专家。”

　　杨朝飞表示，业界一些人士存在盲目乐观的倾向，对核电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隐患重视得不够。例如，对于中国已经在建设的第三代技术核电站，确实比较安全，但是不是像一些人士说的那么万无一失，就值得商榷。

　　赵成昆也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第三代比第二代安全得多，完全可以缩小核电站厂外应急疏散管理的范围。但即使拥有第三代技术的国外核电企业，也压根就没有过这方面的想法。

　　此外，杨朝飞说，对核电的莫名恐惧也是一种错误认识。如何消除核恐惧，使核电行业赢得更多公众的支持，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核电安全大检查。

　　在官方看来，部分公众未来对核电项目发起集中抵制行为，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在核电安全大检查的科目中，即涉及“应对群体性事件预案”。

　　一位在环保部从事核安全监管多年的人士则指出，核电业界在披露信息和应对舆情方面有值得总结之处，“很多话，说在前面和说在后面的效果大不一样”。

　　与中国相比，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在信息披露方面要成熟得多。在该委员会的网站，可以查看全美反应堆的许可证、管理和监管负责人、每日更新运行状况简报，以及新建反应堆的审批状况等。4月13日，该委员会与一家核电运营商就修改防火标准事宜举行会议，任何人都可拨打免费电话收听会议，并在公众参与环节加入讨论。

　　中国待建或拟建的核电项目，进入了“暂停时间”。在徐玉明看来，这是现实，不得不承认，但业界大概不会太悲观，“没有到停几个月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一重负责核电站大型锻件业务的人士表示，接下来已经缺乏后续订单，有人劝其转投清洁能源领域，而他依然看好未来核电行业的前景。

　　杨朝飞指出，福岛事故尚在演变，相关信息掌握得也不够，全面总结福岛事故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毫无疑问，对福岛事故的总结，以及核电安全大检查、安全规划制定、信息披露等，都将影响中国核电行业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