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三，河北乐亭养殖户段金宗正在度过一个冷清而沉重的春节。因为在2011年，康菲溢油事故造成的水体污染使他数年的辛苦付诸东流，养殖场损失过百万。之后的半年里，他忙于清理、取证、上告、诉讼……却一无所获。

    但就在这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农业部、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同时宣布，康菲将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辽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

    “几乎倾家荡产”的段金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所有的等待和艰难都走到了尽头？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他想起这半年间所经历的委屈和波折，“我觉得10亿赔偿金是一个渺茫的事。”段金宗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我要通过法律手段讨个公道，康菲造成多少损失，就赔我们多少。”

    “我们不同意行政调解”

    段金宗的悲观并非毫无理由。

    虽然，康菲仿照国外的做法建立了生态赔偿基金，但赔偿基金的管理却与国际管理规则完全不同：国外的赔偿基金大多由独立的第三方主导，政府部门只有监督职能，而康菲的这笔赔偿基金却为政府部门主导。

    简言之，这笔“来之不易”的赔偿款源于农业部的“行政调解”，而非段金宗所期望的“法庭判决”。

    农业部官网显示，2012年1月25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发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索赔行政调解达成一致》一文，称“经过行政调解，农业部、中海油、康菲以及有关省人民政府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顾名思义，行政调解就是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行政机关在此过程中扮演的是中间人的角色，而不是当事人的角色。”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李刚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

    据李刚介绍，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常用方法，在性质上，行政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简而言之，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和解。”

    “我们不同意行政调解！”段金宗态度坚决，他认为，接受行政调解意味着妥协。“不只是赔钱的问题，我们还要公道。”段金宗认为，认错态度不够诚恳的康菲必须出庭，接受法庭的审理和宣判，做出认错表态，并予以合理赔偿。

    “如果是行政调解，康菲甚至都不用出庭。”段金宗对此“很想不通”，“怎么能和解呢？农业部不是我们这边儿的吗？怎么是中间人呢？”

    “其实，从现实情况看来，采取行政调解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优选举措。”李刚解释说，“如此之大的一个纠纷，行政处理的效率、成本都优于诉讼。”

    但他也指出，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分析，“很多关键点不透明，例如，损失如何测定、赔偿的程序如何安排、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索取赔偿等等。”

    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较为快捷、低廉的矛盾处理方式，也有着根本性的原则——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协议。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与我联系，就代表我去调解了，并达成了一致。”段金宗认为。

    “不在场”的受害者

    河北乐亭107位养殖户的代理律师赵京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他并不看好此次行政调解。“农业部的身份是什么？是受害方代表？还是其他身份？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赵京慰认为，这次调解从法律框架来看存在瑕疵，因为“我们看不到受害人的身影”。

    不赞同行政调解的并非段金宗一人。李刚所代理的河北昌黎近百名养殖户都一致表示，“很怀疑，很担忧。”

    “海洋局披露康菲溢油事故时就已经晚了一个月，很多养殖户不知道水产品大量死亡的原因，也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留证据，因此，养殖户只能将去年投放的种苗和收获量与正常年份做出对比，以此间接证明自己的损失。”李刚介绍说，由于证据不足，很多养殖户无法进入诉讼程序。

    “至今，渔业部门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损失统计，也无任何部门过问损失情况，养殖户们都很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农业部行政调解之外。”为此，李刚向农业部申请了信息公开，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担心“被排除在外”的还大有人在，根据农业部公开的信息，康菲所赔偿的10亿元仅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

    “那我们呢？”“康菲索赔第一人”、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代理的数百名山东养殖户对“赔偿方案”很不理解。“我们的损失是稍后结算呢？还是认定山东就没有损失？为什么不同步赔偿？总应该有个说法。”针对种种疑团，《中国经济周刊》致函农业部，希望获得解答，但截至发稿，仍无任何回复。

    10亿元远远不够？

    “这10个亿是怎么算出来的？根据什么决定的？我认为赔偿数额缺少依据。”贾方义认为，农业部掌握了康菲溢油事故的大量调查性数据，“这应该是康菲应付赔款额的依据，但目前这些数据并没有公布。”

    养殖户段金宗向《中国经济周刊》算了一笔账：“一个池塘，按照承包面积、投苗数、礁、人工、设备等等这些加起来，仅算成本，一亩地就投入3.6万元，按照往年情况，如果正常出礁，一亩池塘至少能拿到4万元，家里有几亩池塘，一算，结果就出来了。”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仅赵京慰代理的河北乐亭107位养殖户就共计损失了4.9亿，而此前媒体公布的“康菲索赔第一案”——河北乐亭29位养殖户索赔养殖损失金额为2.347亿。

    “仅这136户的索赔金额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10亿赔偿金的70%。还有其他地区的没有统计的养殖户呢？”赵京慰认为，“10亿，从数字来说，未必能够。”

    赵京慰还认为，作为一个行政调解的结果，不仅总金额要让受害者满意，赔偿标准、赔偿方法、赔偿路径都应该出台具体的方案，征求受害者的意见。

    “目前看来，‘达成一致’的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赵京慰指出，在没有征求受害者意见、没有核算赔偿金额、没有出台具体赔偿方案的情况下，就得出了行政调解的结果，是不够合情合理的。

    但李刚认为，“赔偿方案应该分为实体和程序两部分。程序上，农业部可以通过行政调解来促成康菲对养殖户损失进行赔偿，具体落实到程序上，首先应该组织渔业部门收集、整理养殖户的申报文件，对其进行甄选、汇总，在此基础上，再由农业部主持，由受损方代表与康菲就赔偿问题进行具体的落实。”

    新年伊始，在备受关注的渤海湾沿岸，新一轮的养殖又要开始了。“我们的池塘都已经重新造礁、清洁、消毒，五一就开始投苗。”段金宗仍然对新一年的劳作充满了希望，“去年的钱已经损失了，今年不管怎样还得继续投苗，要不然这个钱永远回不来了。”

    停滞中的第一案

    10亿赔款悬而未决，另一边，艰难立案的“康菲索赔第一案”也并无新的进展。

    2012年1月25日，在承诺赔偿的同时，康菲方面也表示，如果渔民不接受农业部的方案，完全有权利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索赔。

    康菲已经收到天津海事法院的通知。“我们对于该事故感到非常抱歉，并希望对公司作业所在区域的社区提供支持。”康菲方面解释说，渤海湾赔偿基金作为诉讼替代方案，以便向愿意接受这种赔偿方式的索赔者提供更为简单的途径，力求公平地解决问题。

    但贾方义认为，由于法律法规的缺位，民间的诉讼依然是很困难的，过程会很漫长。“如果诉讼的时间拖得太长，结果就是打疲劳战，养殖户和律师都不得不妥协，接受康菲提出的赔偿办法，从而放弃自己的权利。”

    2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天津海事法院获知，去年年底就已立案的“康菲索赔第一案”至今尚无任何进展。

    紧跟其后的是由赵京慰代理的河北乐亭107位养殖户索赔4.9亿元的案件，据赵京慰介绍，该案已完成原告身份核查，是否立案，要继续等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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