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地缘政治中的关键议题。中美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表现更备受瞩目。这当中有合作亦有冲突;有相似也有不同。中国在非洲和伊朗的能源项目投资是媒体的重要话题。
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有哪些问题和危险,如何避免以达到互惠互利的局面?财新记者专访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能源政策教授、环境和自然资源中心主任亨利·李。
问:中美两国的能源创新政策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亨利:差别非常大。在美国方面,一直以来美国都在基础科学和创新上投入很大研究。同时,美国一直都在培养和支持私人企业家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比如风投系统等。但在中国,这方面还不那么受到重视。
中国在示范和部署方面(即创新环节的最后一步)做了很多事情,并在这方面投入了许多资金。
你可以说,这种看似互补的局面可以有许多合作的空间;你也可以说这种局面也可以在两国间产生许多冲突。在美国,许多人担心自己的点子被中国拿走;而在中国,许多人说美国企业依赖中国的制造能力。事实上,近年美国在制造和配给方面的预算是下降的。
问:最近美国AMSC(原名:美国超导)和华锐
风电之间有一场震惊业界的知识产权官司。4月9日,AMSC向中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你觉得这个案件是否成为两国企业能源项目合作上的一个转折点?
亨利:我倒不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这个案子确实却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两国都面临能源上的挑战,比如能源安全。但中美在能源领域需要的是更多合作,而非冲突,因为冲突终将会两败俱伤。
若冲突产生,许多国家会在中国未能在真正创新的领域投入更多而找到机会。比如韩国在产业链的“上游”(即创新和研究)层面投入了许多,日本也在这样做。
问:最近美国商务部象征性地惩罚中国
光伏企业,但其幅度却远未达到本土行业协会的满意。美方的动机是什么,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亨利:广义上看,有两个明显的原因。首先,今年是大选年;其次,美国的光伏产业已经在全球失去了竞争力。
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人们想要看到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有很多原因:就业和环境等。当然,人们同时想要低成本和促进当地就业。但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你想见到低成本、多创新,你就得要最激烈的竞争。这就意味着你得要从中国、印度或者丹麦购买不同的部件。
但如果你要促进当地就业,就得关闭市场,制造一个受保护的市场,也可以抬高价格,但创新上远不如竞争市场那么好。
举个印度的例子。现在印度有许多关于风能和太阳能的讨论,但都在说“只有印度可以参与竞争”,所以就出现了高价格和慢创新的局面。同时,他们也对中国进口的产品极为担忧,因为中国的产品可以扼杀印度这个刚起步的行业。更甚者,印度还专门有个内阁部长,基本上就是专门来保护本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
问:你做过一些中国在非洲的石油投资研究。这些议题时常争议不断,失败案例时有发生。中国投资者的问题是什么?
亨利:两方面。首先,中国投资者对投资地的政治风险评估不足。他们时常认为,我们做我们的,跟政治无关。比如在苏丹,中国投入了230到240亿美元。但苏丹的政府极为不稳定而且极难预测。这就造成了在此投资得到回报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我是个私人投资者,我可能放个100亿就封顶了。
其次,许多这些投资,比如在安哥拉,中国给了他们许多基建贷款,然后要他们用石油来还清(有时也有现金)。事实上,我从安哥拉财长那里看到的卖给中国的石
油价格并不比市场价低多少。当然,中国也有
石油安全的考量,所以也愿意付出更多。日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也这样做,但之后发现太贵就放弃了。
问题是,中国在这些投资中带入了许多自己的工人。我刚从安哥拉回来,可以说当地宾馆里的70%住客都是中国人。每个宾馆都有中餐馆。这样一来,中国投资者就在当地制造了许多的敌对情绪。要知道这些都是失业率极其高的国家。而且有些项目做得也不怎么样。比如在莱索托王国(Lesotho),中国造了一个议会大楼,但没等开张就坏了。
问:是,劳工是个大问题。但如果中国投资者开始大量雇佣当地人,那成本不就更高,投资回报率更小?
亨利:是的。但如果你和非洲领导人谈话,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也越来越担心当地劳动力得不到使用的问题。我刚从莱索托做完的一项研究也有这个发现,而且是他们最大的顾虑。
问:伊朗近期成为舆论焦点。中国在那里有一些能源基建项目。若伊朗局势持续动荡甚至发展到战争,中国如何确保自己的利益?
亨利: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伊朗局势不仅在外部看来有许多不确定性,比如美国、欧盟和以色列;而且在伊朗内部,库姆的毛拉和德黑兰的世俗政府间也有许多冲突。
很明显,中国更倾向于德黑兰的世俗政府,但阿亚图拉是伊朗的最高领袖,所以他对中国并不满意。当然这样的局势非常难测。不仅有外部的不确定性,比如以色列说要打伊朗;还有内部的这种不和。
伊朗在未来的能源需求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中国需要在伊朗和西方,以及阿亚图拉与世俗政府间都能够游走。而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智慧的挑战。
记者点评:
随着能源问题被不断政治化,大国间的能源“战争”已经悄然打响。中美不能互认对方为假想敌,需要有更多了解和尊重,通过互补达到互利。
另外,随着中国不断加大的能源需求,通过外部供给无可厚非,但需考虑更多因素,如投资地政治风险和当地劳工等问题。
能源问题解决起来并不简单,甚至会愈发复杂。正如亨利所言,如何巧妙处理各种利益,是一个考验智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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