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球海洋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在海洋中的身影”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近日，记者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以“走向深海——海洋能源中国策”为主题的“新闻中国”论坛。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车长波、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金建才、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副局长楚序平等多位相关领域的嘉宾齐聚本次论坛，就中国海洋及能源发展形势、中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深水战略以及中国参与世界海洋能源竞争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展开主题演讲和对话。

    未来油气资源的希望在深海

    能源危机——能源将于本世纪上半叶接近枯竭，就像一个倒计时的炸弹拷问着全世界。穷则思变，随着科技的进步，新路径逐渐开启，海洋正为人类探求新能源开启一个全新的空间。

    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新路径正式向中国，这个能源消费和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的国度伸出了双臂，而中国也在跑步向前。

    对于在座的业内专家而言，海洋这个概念无疑有点过于宽泛，“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是走向深海，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走向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深海大洋。”

    “我国的油气资源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向非常规进军、向海外进军、向深海进军这三件事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所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小杰明确表示。

    据金建才介绍，海洋区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国家管辖的，还有一类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包括公海和国际海域。

    “公海有公海自由原则，公海是人类共同基础的财产，要按照这个基本的原则从事相关的活动。”“整个海洋面积占了地球表面的71%，其中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国际海域占了地球表面的49%。”金建材表示。

    这些广阔的空间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守为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深水已成为全球油气资源储量接替的主要领域，近10年来发现的超过亿吨级的大油气田中，40%左右都在深水，百分之六七十都在海洋。“截至目前为止，全球深海油气储量已达到近500亿吨，年产能力在深水已超过2亿吨，海洋超过10亿吨。”

    “除了油气资源以外，深海里还有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天然气水合物的储量相当于全世界的煤、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的两倍。按照现在的使用水平可以供人类使用100年以上。”周守为说。

    徐小杰在论坛上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目前深海的勘探开发前景非常看好，油气产量占整个海上油气产量的比例也是不断地增长，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例应该能提高到30%以上。”

    同时他还指出，从世界发展趋势而言，从老区走向更加广阔的新区，从浅海走向深海是近30年来世界海上油气开发的两大特点。“当今世界石油工业正在由常规资源走向非常规资源的开发，与此同时，也从陆地走向海洋，尤其这30年来挺进深海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必然要随势而为。早在5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挺进深海，2009年国务院第一次发布了国内第一部《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统筹海洋事务发展。

    虽然走向深海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但在徐小杰看来，真正最大的发展还是在近10年，去年981下海与工程船、地质船组成基本的船队，对中国走向开发深海资源开辟了新的领域，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2012年5月9日，中国首座代表当今世界最先进水平的第六代半潜式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在南海1500米水下开钻，标志着中国在深海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第一次有了自主研发和国际竞争能力，“深水战略”由此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中国在30年的历程当中特别是近10年的发展基础已经具备了向深海开发的基本条件。这个发展成就是世界上少有的快速高速发展的辉煌成就，近年来全国一半的储量增长来自于海上，就是个非常重要的证明，”因此，徐小杰预言，未来规模性的油气资源希望还是在于深海。

    深海开发不能局限于一个公司

    虽然业绩辉煌、进步神速，但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显著。

    据周守为介绍，中国的海上油气作业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现在国外深水钻井装备已经钻到了3000多米，国内过去只能钻500多米，海洋石油981下水以后，已经钻了一口井1500米；国外的深水工程装备能在3000多米进行海底工程作业，中国的荔湾3-1油气田只能到达300米的水深；现在全球最深的油气田水深在2438米，而中国只能达到333米水深，荔湾3-1油气田假设投产以后可以达到150米。”

    放眼全球，国际能源格局和油气秩序的变迁与海洋权益的竞争相互交织，导致局势敏感、挑战倍增。在此关键时刻，面对技术和管理经验都非常先进的西方国家，中国如何后来者居上，在座专家纷纷献言献策。

    徐小杰认为，首先在国家战略和政策制订上不妨把深海作为非常规的资源来对待。作为一个新的产业来制订政策，因为深海的科学技术不同于浅海，开发方式不同，风险管控要求不同，国家的法律、管控和技术标准不同。所以我们必须以新的眼光和认识来理性、科学地看待和规划深海勘探的开发和发展。

    因此，徐小杰建议，深海开发不能局限于中国海油，不能局限于国内，不能局限于中国石油产业，因为深海涉及到许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必须建立深海产业体系，不能局限于一个公司。”

    “不局限于国内是因为深海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源，是全球性的开发过程和共同的课题，没有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那是很难深入的，深海的油气开发领域很难全面地展开。”徐小杰说道。

    在深海开发过程中，徐小杰警告，不可盲目地追求速度，不可盲目地追求规模，不可盲目地追求产量的目标，必须切实配套具备人才、公司、资金的战略，作为新一轮开放合作的重点。

    此外，徐小杰提醒，必须建立深海事故应急机制，参与国家有关海洋开发，环境保护的承诺，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通过改革开放探讨我国进军深海的创新性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必须制订综合统一的海洋资源开发方案和配套性的法律法规。

    在我们走向深水的过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恒一认为，当前有两大瓶颈和两大前沿技术亟待突破，两大举措急需重视：“两大瓶颈问题：深水技术要突破，深水装备要具备；有两大前沿技术：深海空间站技术；深海远程补给基地——人工海湾技术，还有两大重要举措：开发能源中的节能与减排问题；应对突发事故的问题。”

    对此，曾恒一建议，国家要加大投入，突破两大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为我国海岛建设和“深水大庆”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而中国前驻俄少将国防武官、上合组织高级能源顾问王海运认为，建设海洋强国需全方位努力：首先要大力强化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必须改变中华民族仅仅源自“黄土文明”的片面认知，从国家地缘政治定位上实现由“陆上大国”向“海上大国”的重大转型。

    其次，要强化主权意识，加强主权管辖。在有条件的争议海域尽快建立起常态化机制，建立主权标志，建设基础设施，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要尽快发表“海洋问题白皮书”，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国际论坛广泛宣示中国立场；可考虑建立海上生产兵团；执法部门应为其提供可靠安全的防护，调整“十二字”方针。

    最后，王海运建议，可就争议海域油气区块开发实行自主国际招标。打造海洋能源资源开发的航母，建议以主要大型国有油气公司为主，吸纳有实力的地方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参与打造几支海洋能源开发“航母战斗群”，逐步确立中国海洋能源资源开发的世界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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