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安全好比一个屋顶，地缘政治、能源运输、能源价格等因素都是屋顶上的瓦片。任何一块瓦片出问题，都会导致房屋漏雨。”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魏一鸣的担忧不无道理。8月3日，国际油价再次暴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轻质原油价格重新突破90美元大关。分析人士认为，国际油价可能重返新高。

    与此同时，围绕石油生命线霍尔木兹海峡的斗争仍在继续。

    对于石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中国来说，“风起云涌”的外部环境，使能源供给时刻面临巨大风险。

    为此，业内专家建议，应该为我国石油安全加上“双保险”。

    一重保险：分散原油进口风险

    1863年，中国第一次进口煤油，从此开启了依赖“洋油”的漫长历史。直到一个世纪后，随着大庆油田的顺利投产，中国才彻底摘掉了“贫油”的帽子。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仅仅持续了不到50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能源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持续上涨，到2009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近年来，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和运输方式日趋多元化，进口国由最初的几个，增加到现在的40多个；运输方式则以海洋油轮运输为主，管道和铁路运输为辅。

    “海运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国的能源供应，但中国距离油气生产基地路途遥远，海洋运输面临着诸多风险。”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说。

    石油海运成本最低，但风险却最高。除自然气候和日益猖獗的海盗袭击外，地缘政治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海运通道的安全。“美国在其全球战略中，曾公开表示要控制全球16个重要战略通道，这其中与我国能源运输密切相关的达7个。”吴刚说。

    这样的威胁其实已初见倪端。2011年底，美伊关系再度紧张，伊朗高调开展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演习。“一旦伊朗当真切断了中东石油出口的咽喉要道，像我国这样高度依赖中东石油进口，且缺乏充足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将不得不面临石油供应短缺的风险。”

    在日前由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能源报告2012：能源安全篇》（以下简称《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相对于原油，中国成品油进口的主要航线不必穿越任何事故多发的海域，海运风险要低得多，成品油进口的收益率还略高于原油。

    因此吴刚建议，我国应“加强同主要石油出口国的合作，允许这些国家参与我国石油市场的加工和销售，共享市场以保证原油供应的稳定。同时，还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石油进口合作，保证海上石油运输航线的安全，共同建立石油炼化企业，分散原油进口风险，实现互惠双赢”。

    二重保险：完善市场定价体系

    除了运输风险，价格安全也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历史上的3次高油价时期都出现了供应危机。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60～80美元/桶是供需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价位。但《报告》分析指出，未来油价长期走高是必然趋势，由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加上富油地区不断的政治军事斗争，油价能否长期维持在60～80美元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油价的高位大幅剧烈波动也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很大隐患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5%，在这样的背景下，油价波动对于中国的影响十分严重。

    并且，与同为石油进口大国的美国、日本相比，我国石油价格安全问题更为突出。“美国和日本的例子说明，持续的高油价和价格波动加上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并不一定代表不安全。”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焦建玲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事实上，美国和日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定价机制市场化程度更高。例如，纽约商品交易所的WTI期货交易量占全球原油期货交易的60%左右，再加之石油美元定价等优势，使得美国在国际石油价格形成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日本石油期货市场也已成为全球四大期货市场之一。

    但我国目前石油市场化程度较低，成品油定价机制仍未市场化，原油价格也只是简单地与国际接轨，未能很好地反映国内市场的供需，现货进口采购方式也导致了我国原油进口出现“买涨不买落”、“量价齐升”等怪现象。

    “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的高石油进口依存度。”焦建玲说，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石油安全时，尤其应注重价格风险的防范。在具体措施上，除了完善市场定价体系，还应注重发展发达的期货市场和先进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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