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寂一年半的核电，已经给中国的核电企业和相关设备市场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这些企业对有关核电政策的每一条信息都极其敏感

　　因环保部一纸通告而引发的核电股狂欢潮，昨日并未跟随大盘继续起舞，相反，仅仅喧嚣一天它们便又复归平静。

　　10月16日，环保部在其网站上挂出国务院批复《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下称《规划》)的新闻稿，第二天，威尔泰(002058.SZ)、科泰电源(300153.SZ)等核电股，纷纷以直线涨停报收，但昨日在上证指数上涨1.24%的背景下，威尔泰收跌 2.11%，其余核电股也表现平平。

　　据记者了解，在此背后，除了普遍当成利好解读的《规划》中所称“十二五”期间重点项目798亿元投资需求外，《规划》也不寻常地在第一部分“现状与形势”中提出，“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面临挑战”。

　　这些挑战也是中国核电的隐忧所在。据《规划》，上述挑战分为四个方面——“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科技研发需要加强”;“应急体系需要完善”和“监管能力需要提升”。

　　“报告(《规划》)的公布是给社会公众表明了这样一个信息：国家对核安全的监管是有规划、有方案的。”国家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长周士荣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

　　核电重启的前奏?

　　据本报记者了解，之所以引发核电股“一日游”，除了798亿元投资需求之外，这也被外界看为是核电重启的前奏，而自去年3月日本发生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中国在建核电项目已沉寂了18个月之久。

　　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如此，作为核电公司，对于《规划》仍抱着观望和等待的态度。

　　中国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一位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规划》是一个新的消息，公司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部的通知。他说，公司看到《规划》的内容后将会采取进一步的相关措施。

　　“我们比较关注这个内容，等我们看到了才做评价。”上述内部人士补充说，目前公司核电项目的状态依旧是按照“国四条”来做统一行动。而去年福岛核事故后，3月16日由国务院出台的“国四条”则提出，在核安全规划批准之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与此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有关部门组织核安全、地震、海洋等方面专家，用9个多月时间对全国41台运行、在建核电机组，3台待建核电机组，以及所有民用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等进行了综合安全检查。

　　以上会议随后公布的报告指出，个别核电厂的防洪能力不满足新的要求，个别民用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抗震能力未达到新的标准，部分核电厂未制定实施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规程，海啸问题评估和应对基础比较薄弱等。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和企业迅速组织整改。

　　至目前，在建核电项目在中国已然沉寂18个月。

　　国家核安全局前局长赵成昆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指出，这份最新的《规划》给中国核电的重新开闸带来了信心。他说，《规划》的通过，将为国家重新审批核电创造了前提条件。

　　赵成昆告诉本报记者，核电的重启还需要两项规划得到批准——《2020年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核电安全规划》。他说，这两项规划的相关报批工作已经完成，正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复。

　　赵成昆指出，沉寂一年半的核电，已经给中国的核电企业和相关设备市场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这些企业对有关核电政策的每一条信息都极其敏感。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在核能方面的长期目标包括，未来20年建立多达100个核反应堆。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中国曾计划到2015年使核电装机容量扩大到4000万千瓦，到2020年达到8000万千瓦。但由于福岛核事故导致新工程批复的延期，中国现在或多或少降低了目标。目前，中国正在服役的核反应堆为15个，总装机容量不到2000万千瓦。

　　核电企业观望背后

　　“现在不好发表什么意见，还在等待。”中电投江西核电站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总经理郝宏生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表示，公司现在处于观望的态度，并正在做积极的准备，等待政策的来临。

　　《规划》的内容或许能够解释核电企业的这种观望态度。

　　这份长达28页的《规划》，不仅用超过一页的篇幅谈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面临挑战”，其中第一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指出，中国核电多种堆型、多种技术、多类标准并存的局面给安全管理带来一定难度，运行和在建核电厂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能力仍需进一步提高。

　　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仍需时间。赵成昆表示，在2000年之前，中国一直没有把核能上升到国家能源的战略地位，对核电的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路线。

　　而以堆型之争为例，早在1981年便已有争议，而时至今日，中国核电站已形成多种堆型、技术并存的局面。

　　这其中不仅中国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引入了俄罗斯、法国、美国以及加拿大的各种核电技术，同时，技术上也有二代、二代加，以及第三代核电技术，第三代核电技术还分为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AP1000和法国的EPR技术(参见本报8月28日《中国核电“三国演义”：安全之外的技术纷争》)

　　此外，《规划》还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准备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反应堆技术，而除了“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规划》中第二项挑战“科技研发需要加强”中称，“现有资源分散、人才匮乏、研发能力不足。法规标准的制(修)订缺少科技支撑，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仍然较大，制约了我国核安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规划》第三项挑战“应急体系需要完善”称：“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核电集团公司在核事故应急工作中的职责需要进一步细化。”而在第四项挑战“监管能力需要提升”方面则指出：“核安全监管能力与核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相适应。”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汤紫德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AP1000等第三代技术将是中国核电重启后所重要考虑的，如果现有的二代和二代加核电技术不进行改造的话，必将被淘汰出局。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或将被淘汰的核电技术的代价将由谁来承担还是一个问题。

　　核电大跨越与人才短板

　　对于“现有资源分散、人才匮乏、研发能力不足……制约了中国核安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过去几年，中国核电的大跨越也许最能解释这一问题。全世界核电站最多的是美国，有104座核电站;第二位的就是法国，58座;中国算上当前正在建设中的已超过了40座。

　　据本报记者了解，2006年以前，中国培养核电专业人才的院校只有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2007年全国的毕业生人数不到500人。而尽管近几年来，国内不少院校设置了核电专业以加强核电人才的培养，但目前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大约千人而已。

　　一个百万千瓦的核电站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大约是400人，但核电站从投资到建成，则又带动三到四倍的人员需求，这其中包括核电的设计、制造、工程建设、运行和管理等方面，需求将达上千人。

　　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来发展核电，其所需要的人才将多达上万人。而《规划》第26页指出，要“加快人才培养，促进均衡流动……提高核安全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

　　事实上，应对人才匮乏和流失的问题，早在1996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的陈锦华就在一次相关的会议上提醒，中国已经具备“以我为主”建设核电站的条件，有能力以大步子实现核电国产化，如不早采取措施，利用现有的条件，走国产化路，势必推迟中国核电发展的进程，甚至会出现技术断档、人才流失的严重局面。

　　而如何统一堆型，也有专家建议参照韩国核电经验。“韩国核电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其经验可为我国所借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核电专家薛新民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

　　薛新民说，为了统一堆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核电产业界开始推行核电厂的标准化设计。这得益于韩国“政府加强对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对部门之间出现的竞争，政府进行干预。对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的重叠，政府采取措施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