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天刚从山西平朔煤矿回来，明天还要出去，要在能跑得动的时候多去走走。”每次见到濮洪九，他都是笑容可掬、声音洪亮，让人很难把眼前这位常年奔走在生产一线的老者和他76岁的实际年龄联系在一起。

　　历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濮洪九，现任职务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煤炭学会理事长，但大家还是喜欢亲切地喊他“濮部长”。

　　对于理顺煤电关系，煤炭市场价和重点合同价的并轨，长期以来濮洪九一直在力推，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煤炭走过的这段历史，经历的种种争议和矛盾。在煤炭即将迈出改革重要一步的前期，濮洪九接受了《能源》杂志记者的专访。

　　《能源》：当前煤价很低，市场煤价和重点合同煤价相差无几，是否可以说现在是并轨的好时机?为何提了这么久，到这个时间节点上才正式启动并轨?

　　濮洪九：前几年煤炭的需求量特别大，产量又不足，所以煤价就涨起来了，市场煤和重点合同煤的价差很大，最高时达到200元，那么煤炭企业就会觉得不平衡，所以在合同的履约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引发了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合同煤主要供应的是大的电力集团，煤炭领任务的也是国有大企业，所以行业上形成了不平衡，民营企业、个体户不参加合同煤分配。各地方也搞些政策，而且中间还会有人钻空子，搞寻租，引发了一批腐败，这都是一些不规范的市场行为，所以我一直认为只要存在双轨制，矛盾就会显现，市场就无法规范。

　　但是煤炭供应紧张的时候不敢改变，怕影响煤炭供应。今年开始煤价大跌，全国而言，发电企业就节约了近两千亿元的成本，而且煤炭供应充足，重点合同煤价和市场煤价相差无几，价格上就相当于并轨了，不如趁此机会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就此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我认为现在是个并轨的好时机。

　　不过，电力企业有两个担心，一是怕煤炭供应不足，他们认为现在煤炭供大于求所以降价，供应一紧张又要涨价。其实，由于前一段时间煤炭效益好，17个行业都去建煤矿，“十一五”到现在就投了两万亿，建了不少新矿井，所以产能是超的，不会出现煤炭短缺情况。第二，电企怕价格再出现大的波动。这也不用担心，现在属于供大于求，供应不紧张价格就涨不上来，煤价属于理性的回归阶段，现在企稳了，接近于市场价和合同价都能包容的价格。原因很简单，需求在下降，产能却在上升，另一方面，节能因素导致其他能源产品加以应用，这是生产规律。

　　《能源》：煤价双轨制是怎样形成的，您怎么评价这几年的演变?

　　濮洪九：解放以后我们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解决人民需求的问题，提出两白一黑，两白是粮食和棉花，一黑就是煤炭，解决穿衣、吃饭、取暖问题。这三件事国家一直是管控的，属于统购统销。到1990年由于其他行业产品价格放开，煤炭生产成本增加，吨煤成本58.57元，而售价仅为30.64元。 1992年，我跟时任物价局局长反映，煤炭的价格太低，一吨才30元钱，不如一吨沙子贵。他就跟我解释，煤炭关系到千家万户，如果价格要涨，会波及到馒头都跟着涨价，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我写了份报告，叫《统配煤炭价格 改革势在必行》，曾先后刊载于国务院研究室(送阅件)1992年第8期、人民日报社(内部参阅)1992年第8期，提出必须要改革，因为价格太低了。

　　1993年，我们向领导层汇报，煤炭亏损需要补贴60亿元，当时全国总共的补贴才一两百亿，所以当时国务院领导就下决心，煤价要放开，起初放开的是电煤和炼焦煤，保障人们的生活需求不涨价，供化肥的煤炭不涨价，这就相当于放了一个口子。当年执行得很好，仅仅过了一年，冶金煤就进入市场，随行就市。但电煤有个小插曲，当时的东北煤炭公司和东北电力公司签合同的时候，煤炭要调整价格，电力不同意，两家就打官司，当时国务院出面协调，最终涨了5元钱，这样一来相当于电煤的价格国家又给管起来了。电煤本身就占煤炭供应的半壁江山，所以后来每年的订货会政府都介入。

　　到了1998年，煤炭出现了供大于求，价格下滑，国家就考虑煤炭价格还是应该进入市场化，但是要保障八大行业实行计划价格，即电力、冶金、化工、建材、化肥、有色、出口、居民生活，其他的都实行市场价。后来逐步放开，只保电力、化肥和人民生活三类，重点是电煤。当时实行计划价格其实在帮助煤炭解决困难，至少国家定价的价格是有保证的，运力也有保证，计划价格比较稳定，电力的货款回收也比较可靠，这对电、煤双方都是有利的。虽然比市场价少收了一二十元钱，但是好处还是很多的，这样就出现了双轨制。所以不能说双轨制一开始就不好，应该给予正确的评价。

　　到了2001、2002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煤炭需求上扬，市场价开始快速上升，与合同价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后大到150-200元，这时候矛盾就出来，同一个煤矿花同样的成本和人力，出来的煤却不同价格，这样就影响企业利润，所以煤炭企业就觉得吃亏了。煤炭随行就市，电价却是管制的，从而出现了每年订货会闹矛盾。

　　过去为什么矛盾少?因为国家当时是把煤价和电价都统一管起来，所以一调煤价，也相应调电价，那时候叫顺价机制。

　　《能源》：煤电产业链条一直是两种价格引发的两套产业链，这一次提出煤价的并轨，但是铁路和电力还是没有放开，您觉得该如何去理顺这样一个产业链?全产业链无法市场化的症结在哪?

　　濮洪九：价格并轨以后，双轨制中出现的价差矛盾就没有了，市场就规范了。以前几种价格，煤炭交易中心都难运行。电力确实有困难，我很同情电力，煤和电之间的铁路是垄断的，煤炭的出厂价并不高，到厂价却涨一倍，因为有铁路运输等中间环节，另一端，发电又受电网上网的制约，所以发电前后有两座大山。必须保证合理的电煤价格，有一个双赢的价格双方就可以接受。

　　其他配套也要理顺，过去合同价有运力保障，现在要涉及到铁路的改革。开订货会实际上是订运力，铁路不合理的地方是：比如，铁路一年运了20亿吨的煤炭，但是他只拿出来10亿吨的运力去订货会，剩下的10亿吨是活的，需要煤炭和电力企业去跟铁路协商。我建议用上一年实际的运力作为下一年的分配基数。而且应该签订合同，不应该车到了没有煤就罚煤矿，有煤时车不来铁路却不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所以铁路也要改革。

　　解决双轨制比较担心的就是运力，煤炭紧张不紧张运力是个大因素。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过两年新建运煤大通道建成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供应及时就可避免煤价的大波动。大通道多了，受铁路制约的因素就减少。这几天大秦线检修15天，秦皇岛的煤价就上涨了5-10元钱。还有电厂和电网的改革等，这几个因素都要考虑，才能理顺整条产业链。

　　《能源》：煤价并轨改革以后政府将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濮洪九：政府的介入会越来越少，前几年订货会我都参加，我就提出，要煤矿和发电厂直接对接，不要层层管制，中间环节尽量减少，避免不必要的因素引发煤炭价格上涨。现在是地方政府管，发改委也管，政府应该是研究制定大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划，进行监督、协调。如制定开发煤矿的准入标准和条件，这些必须按照国家的规定来办事，但是经营是企业自己的行为。现在电煤一有大涨大落，矛盾就归结到政府身上。

　　《能源》：这几年，几次启动煤电联动，煤价并轨以后是否还会继续启动?

　　濮洪九：肯定要配合。市场价格不会一成不变，现在的煤价是合理回归，但企业必须要有合理的利润才能生存，才能谋求发展，不能跌破成本价，只能是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内波动，但是总归价格是变动的。因此，煤价要提高，电价也要跟着联动，不过这也是总体能源价格的改革问题。

　　煤电联动是个不得已的办法，煤炭成本高了，安全、环保的投入多了，就要涨价，电却不能涨，所以电厂无法承受，毕竟煤炭占发电成本的70%-80%。并轨以后有一个通盘的改革会好一些，双方都认为可以并轨了，然后再具体研究并轨后还有些什么问题可以解决，至少现在改革的意识比过去强了，这些都是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