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恶化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也经历了暴涨暴跌的涨落过程。石油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大增强了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波。石油的金融属性表现得比以往时候更加突出。石油作为“黑金”已经成为继主权货币后一种新的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因此，我们必须从货币金融的视角去解释和解开石油价格危机背后的种种迷局。

　　人们一直关注金融危机，但事实上，其背后的石油价格冲击也是此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发展脉络。对于从此次金融危机中石油价格的 “巨幅涨跌”，近年来西方国家抛出的所谓 “石油峰值论”一直甚嚣尘上。甚至成为高盛等投行声称预测油价的基本判据。“石油峰值论”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石油发现量已在1962年达到峰值;产量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人类将不可避免的石油产量不断下降的局面”。而事实的数据却显示，全球可开采原油储量约为 5.7万亿桶，目前只开采了1万亿桶，不到总储量的18%，如果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全球的原油储量还可以开采近100年。另一方面，从供求平衡的角度看，国际能源署(IEA)数据也显示，国际石油生产和消费量差距很小，仅为1%，基本保持在7600～7700万桶之间，处于紧平衡状态。从中短期看，，供给矛盾并不是造成石油价格飞涨的依据。石油峰值论和供求失衡论过分夸大了石油供求总量对油价的影响。

　　那么石油价格暴涨暴跌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操控?事实上，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石油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成为复合的金融体系, 扩大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外延和内涵，形成了石油能源金融一体化趋势。当前的石油危机与30多年前的石油危机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天国际石油金融属性正在不断得到强化，已经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的转换。石油安全本质上已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这种“价格安全”模式的实质是一国如何参与国际石油定价，对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影响力问题。

　　理论上讲，0PEC组织应该是石油价格上涨的最大受益者，然而，OPEC国家虽然拥有石油垄断的供给权，却不具备石油垄断的定价权。由于“石油—美元”的贸易结算机制，使得能源的所有权与定价权相分离，石油供给者却不能成为定价者。石油与美元挂钩的机制，也使美国拥有强大的石油定价能力，而且“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更让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资本利得，赚的盆满钵满。据相关统计，当前国际市场流通的石油美元达1.4～1.8万亿美元之巨。而这些“石油美元”又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填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使美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下顺差的平衡。多年来OPEC巨额石油美元与东亚国家出口型经济形成的大量商品美元一起支撑着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也由此构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这样一个稳固的资本流动封闭环，支撑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超常发展。

　　纵观国际石油定价权的演变，世界石油价格定价权机制经历了从西方垄断寡头石油公司定价，到OPEC定价，再到以石油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的定价机制转变的过程。目前，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交易的北海Brent原油是全球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全球原油贸易的50%左右都参照Brent原油定价。事实上全球每年石油贸易量在130多亿吨左右，通过现货市场的交易量只有20亿吨左右，大部分都没有进行实物交割。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巨幅涨落的背后是国际金融资本和投机资本获取的巨大套利空间。据相关统计，在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中，约有70%属于投机行为，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中，投机炒作因素就占 6～8美元。正如《石油》战争的作者恩道尔所言，“美国那些著名的投资银行在2008年这轮行情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玩家，正是他们在原油期货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油价涨落。”

　　面对强大的价格冲击，最严峻的形势是，有“中国需求”却没有“中国价格”。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国内石油消耗量迅速放大。原油消费年均增加7.6%，远超过同期世界石油消费增长率的1.5%水平。但在影响石油定价的权重上却不到0.1%。由于没有定价权，我国等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相比，要付出更多的进口外汇成本，就是所谓的亚洲溢价。2003年平均“亚洲溢价”为2.56美元/桶。根据测算，近两年 “亚洲溢价”对我国GDP的损失达到0.08%～0.20%。

　　那么如何打破国际石油金融失衡的格局，关键在于中国必须争取主动权，要形成与美国主导的石油金融体系抗衡的力量。其立足点就是以金融安全保障石油安全，构建中国“石油金融一体化”体系，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打造中国战略新优势。

　　一方面将庞大的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石油等能源资源或建立战略储备库的方式，转变成实物资源储备。当前我国1.95万亿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面临美元贬值、汇兑损失的风险，还面临着由于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的外储福利的流失。事实上，衡量外汇储备资产对一国的福利效应，不仅要看外汇储备资产本身的外币资产收益率，还要考虑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即投资于其它资产(包括能源、资源等)的收益。如果投资于其它资产的边际收益率大于将这些资本置换成外汇资产带来的收益率，就意味着外汇储备福利的损失。这一福利损失就是外汇储备积累过度下的机会成本。未来可以将外汇储备与能源储备结合起来考虑，把单纯的货币储备与更灵活的石油金融产品结合起来，即把石油金融合约如石油期货合约、石油债券合约等也视作一种新型的储备货币，既能使过多的外储向实物资源转化，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要加大人民币与石油贸易的结合程度，大力推动石油货币合约和石油人民币进程。目前海湾的产油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在与他国的石油交易中间都在寻求非美元化。而本币尚不能自由兑换的我国，则只能承受石油成本加大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

　　当前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未来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必须建立石油交易的“中国市场价格”，确立我们自己合理的石油金融战略。国家应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国际石油金融市场，积极尝试石油交易人民币结算，即“石油人民币”结算，逐步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等措施，以有效应对油价的波动，中国有必要逐步尝试建立“石油人民币”体系，这将是人民币主权货币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崛起的新路径，也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