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雾霾天气影响，为了控制空气污染水平，国务院已于春节前夕出台了油品品质的管制政策。而中石化董事长傅玉成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称，除了油品质量之外，煤炭品质对雾霾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的确，在雾霾围城的局面之下，应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审视环境问题，否则将顾此失彼，导致治理低效乃至无效。

　　从已公布的油品管制方案中可以看到，到2017年，我国的油品质量(含硫量)将达到与欧美国家相应的水平。如果将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和地区的雾霾与欧美早些年的空气污染程度相比较，那么当前管制政策的时间表意味着我们将用4年左右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用40年才基本完成的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仅仅是针对单一污染源来治理，这也是一个极富挑战的任务。

　　不可否认，雾霾让公众对于改善空气质量有迫切之心。但了解雾霾成因及解决雾霾问题，都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寄希望于通过在短期内提高油品品质来解决雾霾问题，似乎有些操之过急。如果不系统而周全地考虑油品品质与雾霾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雾霾的问题是无法得以根治的。

　　其一，雾霾诸多成因间的关系。至少据目前的相关研究可知，我国大城市的雾霾成因主要是工业生产排放、汽车尾气排放以及其他的一些排放源，包括南方的秸秆焚烧等。这些成因之间看似独立，实则相互关联，譬如汽车既是雾霾的排放源，又是一种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极高、链条极长的重要工业品，汽车制造可以带动数十种乃至数百种其他工业产出，这些其他工业产出也都是空气污染的排放源，故而汽车消费量如得不到抑制，其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将继续扩大。可以看出，这些不同来源的排放之间显然有着相互带动的作用。

　　其二，雾霾与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与其他污染的关系。在雾霾围城事件的带动下，社会也开始关注整体的环境质量，以及其他种类的污染，包括除雾霾外其他种类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就总体而言，雾霾只能说是“知名度”较高的一种可见污染，不同的污染物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关联。

　　譬如，在一定的成本条件下PM10被控制住了，那么PM2.5的排放问题就会更加突出;PM2.5控制住后，碳排放的问题可能会愈加尖锐。空气质量提高的代价有可能是加大水源污染(比如，为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天然气使用越来越多，而作为天然气的一种，页岩气在开发过程中要用到大量水，会造成水污染)，而大力控制水源污染，又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问题(能源利用转向太阳能会带来新的固体废弃物)。如此种种，从整体环境质量出发，雾霾治理就不得不同步考虑其他部门的污染控制问题。否则，提高油品质量固然能提高空气质量，却可能加剧其他方面的污染，同样会危及公众健康。因此有必要对各类环境污染进行全面评估，然后再做取舍。

　　其三，环境治理与其他公共部门的关系。包括治理雾霾在内的整体环境治理将会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从而造成与其他公共部门之间的资源争夺。短期内，社会可用的公共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所需发展的各公共部门在资源分配上总是此消彼长。从长期来看，环境质量的提高在提高公众的幸福感、社会的和谐度的同时，会降低社会的健康卫生支出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护支出。并且，在边际收益递减和需求的刚性效应影响下，提高环境质量所需的投入规模将越来越大，它对社会资源的占用比例也将越来越高。这一点不可忽视。

　　其四，公共部门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公共部门治理会波及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而言，环境保护、卫生医疗、就业保障等公共部门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必需的，且在一定条件下，公共投资还会直接拉动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在短期内，社会经济中的公共与私人部门间也存在资源争夺的关系，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部门扩张，势必会对私人部门造成挤出效应，也就是效率相对较低的公共投资会挤占效率较高的私人部门资金。

　　从对上述几大关系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雾霾治理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评估及平衡，如不经过科学论证和各方的充分博弈，那么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必会以某种途径倒逼回去，使雾霾再度重返，这便是提高油品品质对雾霾治理难有立竿见影之效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