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案背后，众多油服公司股票市值的波动，无疑是市场的衡量尺度，各公司如何依赖“政商关系”，在资本市场中被公正公平地反应出来。

　　1996年7月4日，印尼政府发出了一份公告，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独裁总统——苏哈托将前往德国进行健康检查。

　　这份政府公告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却险些招致一场股灾。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投资客们被苏哈托各种健康状况的谣言淹没了。在一片猜测和观望中，反应印尼股市晴雨表的雅加达综合指数当日跌幅达到2.3%，其中由苏哈托儿子托米·苏哈托掌控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价下跌超过了10%，股东们大量卖空甚至一度使雅加达的银行出现挤兑风潮。

　　一个星期后，苏哈托的德国医生为他出具了正式的诊断书，结果显示苏哈托的全部体检结果均为良好。市场信心受此影响大振，此前一路领跌的毕曼特拉集团的股票，再次受到追捧，投资客们疯狂买进。

　　类似这样的“过山车”故事，在1995-1997年间，印尼曾出现过5次。每一次有关苏哈托健康状况的谣言，都会让类似毕曼特拉集团这样高度依赖政商关系的公司蒙受损失，市值因恐慌而蒸发，最高峰时毕曼特拉的股价甚至下挫过22%。相比之下，那些并不怎么依赖权力，而是依靠市场的公司，其市值却表现平稳。

　　这个故事被世界无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去反复解读，但其中最为有趣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菲斯曼(Raymond Fisman)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弗里·萨克斯(Edward Miguel)讲述的最为有趣。

　　在他们合著的《经济黑帮》(Economic Gangsters)一书中，对这种政商关系在商业中的作用和价值做了经济学上的定量分析和解读。通过类似苏哈托健康谣言这样的“突发事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衡量政商关系对企业重要性的标尺。

　　原因在于，尽管在资本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内幕交易，但依然难以管控这一行为(即便是民主法制国家也难以完全遏制这一行为，例如美国联邦陪审团曾在去年，裁定高盛集团前高管Rajat Kumar Gupta因涉及内幕交易而被判有罪)。

　　资本市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理性动物，会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真实判断，来决定买入或是卖出。在这种决策体系下，一个公司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商关系，在突发事件下，其股票市值的缩水程度往往能够量化反映出这一难以衡量的社会因素。

　　如果菲斯曼等人的这一定量分析理论正确的话，似乎我们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读一下“中石油窝案”，用众多油服商和装备制造商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来判断这些公司和中石油被调查官员的关联程度。

　　9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宣布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后，立即引起了资本市场的波动，那些和中石油存在密切业务联系的企业其股价都遭遇不同程度的跌幅。在香港股市中，惠生工程一度暴跌16%，之后停牌，安东油田服务也下跌近15%，其他一些油服商也略有跌幅，在内地资本市场中，上海上市的中石油供应商四川明星电缆(603333,股吧)周一最多下挫9%，伴随着这家被誉为“寄生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被调查，压力之下其副总何玉英随后坠楼身亡……

　　值得一提的是，与油服和装备制造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案并没有对中石油A股造成什么影响，H股当天甚至涨1%。资本市场已经用资本处置权的投票，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国企是一台和人无关，只和体制有关，可强力运转的机器。

　　在资本市场的衡量下，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民营油服企业和石油设备制造商的“原罪”。这个若干年前被热炒的概念，如今重新安插在民营油服业者身上顿时觉得和原词在基督教义中一样贴切，对于他们而言“活着就意味负罪”。

　　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越是针头线脑的轻工、餐饮等附加值低的产业，市场化程度越高，真正的民营企业越多，民营企业家的发家史也相对比较清白。但越是基础型、支柱型的高附加值产业，其市场化程度越低，要么干脆形成为彻头彻尾的垄断，市场尽归权力之手掌控，要素资源尽归权力之手调度。无论是谁，如果想要在这领域分食，必然要向“政商关系”低头。

　　被钉在道德审判架上的民营油服业者，无疑生存在一个不得不低头的缝隙之中。一方面，他们严重依赖于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另一方面，全国多达 1200多家油服公司在争抢仅占10%的市场份额。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民营油服公司只能通过压低价格和更加倚重政商关系的道路上滑落。这里需要指出是，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在海外竞争中之所以能安享成本优势，是和国内无数民营油服商和设备配套商的支持分不开的。

　　如今，随着“中石油窝案”的继续发酵，原本尚能看到一丝生机的缝隙，将会越来越小，一些局内人甚至推测未来几年中国石油(601857,股吧)行业将因此进入动荡期。随着对国有石油企业调查的推进，一些关联公司不光彩的细节将会被披露出来。

　　此后，这些私营企业以后获得合约的难度将大大增加，他们的业务或许将大为萎缩。事实上，这种经营压力已经传导到了那些国际巨头身上，一位国际装备服务商已经得到了某油公司的明确答复——“风头浪尖下，暂时可换可不换的(装备)都不换”。

　　在这明确的答复下，石油国企们已经迷失了市场的尺度，其行为完全被置于政治目的的需求下。此时，还在市场中觅食的中国民营业者，依然背负着市场的尺度，需要接受市场的生死判决，只有那些重新找到市场空间的公司才能继续存在，反之则将被市场无情淘汰。

　　对于中国民营油服业者而言，未来的出路或许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就是搭上非常规油气的热潮，争取加大服务国家石油公司以外的开发商，如大量的页岩气和煤层气开发商，通过发现新的市场空间来对冲原有市场空间的风险。

　　由于市场垄断禁锢的存在，国内所谓的页岩气热潮依然是虚热，这条道路依然狭窄。于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第二条路是只有出海。至今为止，规模排名在前50位的民营油服企业中，有近六成的企业尚未走出国门，而走出国门的企业也依然依赖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在海外投资项目为主。

　　未来依托中国廉价的专业技术人才，或许安东石油、华油能源这样的油服商能成为埃克森美孚这些巨头们的战略油服商。或许那时，他们可以有和四川宏华一样的气定神闲。在窝案发生后，这家专门向海外出口钻机的企业人士曾向外界说道：“幸好，我们没和中石油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