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增长十分迅速。2012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高达11.9%，较2009年上升了0.9个百分点。笔者认为，“页岩气革命”所导致的能源要素禀赋变化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本土制造业反弹的最直接原因。

　　“页岩气革命”直接改变了美国能源要素禀赋。和石油一样，天然气既是用作燃料和电力的重要初级能源，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页岩气开采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页岩气在美国天然气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天然气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出井价由金融危机前的10美元/ 千立方英尺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美元/千立方英尺以下，远低于英国、法国、中国等其他能源净进口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传统天然气资源丰裕国的价差也日益缩小。

　　金融危机后，拉动美国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几大主要动力产业——石化、汽车和冶金，均和天然气产业有密切关系。天然气是石油和化工行业的主要原材料，冶金属于高耗能产业，能源价格也直接影响居民购买汽车的意愿。因此，能源要素禀赋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开始回升的主要因素。

　　针对美国制造业的扩张趋势，我国应积极做好以下准备。

　　首先，加快炼化环节“走出去”步伐，在资源丰富地区建立大型化工基地。和劳动力、资本不同，在特定的技术条件约束下，资源要素禀赋基本是不可变的。无论是面对中东国家的石油化工，还是面对美国的页岩气，我国石化企业在原材料成本上均不占优势。但目前，中国大型石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强，在海外投资开发的油田数量日益增加。上述企业完全具备了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延伸石化产业价值链的条件。

　　建议相关部门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与资源富集国切实开展合作，为石油企业人、财、物跨境流动提供便利，并对石油企业在石油炼化、精细化工等领域的海外投资给予更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

　　其次，加强研发投入，提升石化产品的科技含量。目前，我国石化产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产品多集中于石化产品链条的前端环节，技术含量较低，有机大分子新型材料等附加值较高的新型化工产品占比较少，甚至不具备生产工艺，因此化工产品更多依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在成本劣势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现有发展方式面临明显瓶颈。

　　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大分子化学等目前石化先进领域的基础研发投入，并推动成立类似日本上世纪70年代半导体行业的官产学合作联盟，加大对石油企业研发的激励力度，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

　　最后，探索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页岩气开发技术。我国同样有着丰富的页岩气资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一份报告称我国页岩气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国与美国资源禀赋和地质情况不同，美国页岩气开发经验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我国页岩气尚难以进行商业化开发。

　　建议有关部门将页岩气开发技术作为科技攻关的重点，以20年甚至30年为期限投入资金进行研发，为中长期内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奠定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