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层谨慎
出于金融企业自身系统风险等因素考虑,无论是金融监管机构还是产业监管机构都对产融结合一直持谨慎态度,官方发布的《2006年金融稳定报告》中曾明确提出,不支持产业集团直接或间接控股金融企业。
此前,银监会对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是“两参一控”(同一股东入股同质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超过2家,如取得控股权只能保留一家),而中石油、中粮集团等一些央企参股和控股的金融机构超出了该规定。
“金融本身是高风险的行业,混业经营后风险加剧,而企业做银行、保险、投资等业务的风险就更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在两会期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衍生了很多金融产品出来,这些产品的风险很大,高杠杆率已经超出了管理者自身的负债能力,最后引发了金融危机。”
企业在产融结合过程中,大量的内部交易将加速风险的传递,如果没有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建立一道有效的防火墙,将会引起连锁反应。
针对目前大型中央企业踊跃入股银行、信托等金融企业,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银监会对产融结合原则上不提倡,目前只允许国家战略资源及上下游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入股商业银行。”
有业内人士认为,银监会对于央企入股商业银行较为谨慎,其原因在于产业资本控股的银行很容易规避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有担心认为:央企控股商业银行,则难免吸纳存款以直接用于大股东的投资项目,这显然将直接危害存款安全。
但是,阎庆民否定了上述问题:“现在的商业银行都有着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任何重大决策都要通过董事会表决,即使央企成为银行的大股东,在董事会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但他们的每一项投资还要受到国资委的监管。”
而对产融结合不断深化发展的现状,国资委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国资委正在研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产融结合该走到哪一步比较合适,同时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风险之忧
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背后的产业支持,央企成为这一波产融结合中的主力。但是,在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副行长陈卫东看来,这些企业在金融运营方面并不具备优势,缺乏专业化的团队和知识,运营效益不一定高,一旦经营管理失误,所承担的风险也非常大。
“从产融结合的角度看,在赶超时期,大企业通过进入金融领域来筹集资金,这种方式容易将产业领域的风险传导至金融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对产融结合的现状表示了担忧。
在中国黄金集团吴刚梁看来,产融结合的风险在于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谨慎的经营理念格格不入,很多实体企业入股金融机构后,激进的经营行为导致了金融业务的过度扩张,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坍塌的“德隆系”就是典型的例子。
“德隆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把握产融结合的真谛,企业做金融主要是两种动机:服务内部或多元拓展。服务内部的金融业务在发展中要与产业发展紧密合作,以服务内部为本整合资源,开展业务;多元拓展则立足金融,以金融的态度做金融,服从金融行业的规律。”
对于德隆的失败原因,王云总结说,“德隆在发展中以产业为幌子,追求快速扩张和资本运作能力,忽视了各个产业的业务竞争力培养,并且其产业和金融是简单的业务协作,缺少风险屏障。长此以往,金融行业的发展缺少了产业的支持,二者发展逐步脱节,放大了经营风险。”
安邦咨询则认为,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日本的财团体制,和中国大国企体制差不多。
安邦咨询分析师指出,在日本,如果一个财团的某一个或几个企业经营不善或面临破产,财团内部的其他企业就有责任去出手相救,导致很多资源被浪费在已经过度发展的行业里。在中国,央企或者地方国企出现了问题,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会出面,让本系统的其他企业出面“搭救”,或者干脆用财政收入给企业注资,结果同样也是消耗掉社会宝贵的经济资源。
而中国产融要真正一体化,结果可能比日本更为糟糕:一旦央企实业经营出现问题,它可能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面,因为自己手里有银行,它会直接拿社会储蓄资源来拯救企业。
“央企甚至无法和日本大财团相比,因为日本企业毕竟是在国际市场上冲杀出来的。”安邦咨询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央企高利税的来源,其实是通过垄断地位向上下游的企业获取财富,而并非自身效率提升的结果。它们向金融系统扩张的资金来源,不是自己苦心经营的盈余积累,而是政府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向其资源倾斜的结果。一旦经济衰退,整个社会资源可能一下子被产业金融巨头吸干,那么中国经济就会陷入漫漫无绝期的大萧条之中。那时,产融一体化的恶果,可能比今天的日本经济还要大。”
目前,国资委的产融“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未落,在监管空白的地带,央企们追赶的“金融末班车”能驶出多远,会酝酿怎样的风险,一切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