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全球的能源格局不像政治格局那么不清晰，人们对全球能源的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需求增加、油价上升、技术进步、减排压力增加、日本福岛核事故促成了天然气黄金时代的来临；走向深水、走向页岩油气、提高采收率和投资增加使石油峰值来临的时间不断推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政府大力补贴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新技术和低碳消费理念提升了能源的使用效率。能源资源并不稀缺，只要各方充分合作，注重技术创新和保持足够的投资，世界能源的供给是可持续的。这就是从2011年12月8日结束的多哈第20届世界石油大会传递出来的关键信息。

　　但是，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都不是轻松的，能源领域的重大变革必将导致社会格局的重大调整，从而导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能源消费重心的转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相关各方对这个转变并没有准备好。

　　多边石油对话机制没准备好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传统化石能源领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消费增量上远高于OECD（经合组织）国家，在未来的20年至30年内都将如此，生产与消费的权力在转移，而在传统的对话机制里面并没有他们的地位。IEA（国际能源署）意识到这个问题，2007年就任署长的田中伸男在就任之初就试图让中国加入IEA，结果直到他2011年9月就任期满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单边问题，它涉及到历史、利益和多方意愿的博弈。

　　中东地区拥有世界石油2/3的探明石油储量和近40%的石油产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区和石油出口地，美国、欧洲历来非常重视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二战以来，这个地区是地缘政治最复杂最动荡的地区，发生过多次地区性的战争，都与这里丰富的石油资源相关。为了避免中东地区动荡造成国内石油供给的波动，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在2005年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减少75%从该地区进口的石油，这几年美国以平均每年1%的速率减少中东石油的进口量，去年美国只有15%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俄罗斯是欧洲石油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其次是北非，从中东进口的份额约为20%。

　　现在从中东进口石油份额最多的是亚洲国家。韩国90%多，日本80%多，印度70%多，中国50%多的进口石油都来自于中东，而亚洲这些国家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话语权都很低，进口了最多石油天然气还要支付额外的“亚洲溢价”，每桶比美国和欧洲买家贵1～3美元。现在中东更多是亚洲的中东，是亚洲的油库，而亚洲的消费国与中东并没有像IEA那样的机构与GCC（海湾六国合作组织）或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展对话的机构或机制。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能源供需的全球化，OPEC、IEA、GCC等政府间的多边组织在促进协议国之间的沟通对话、平衡供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源消费重心从OECD转向发展中国家，而原来的多边机制却不能容纳它们，而新的机制又还没有建立起来，由此造成的诸多矛盾说明现今的世界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转变。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这种缺失。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些政府间的多边组织和其他许多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构建了连接政府、行业内外、行业与政府间对话沟通的平台。参与它们，我们才能成为大家庭里的一员，才能与其他成员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基础。不信任的、漠视的、急功近利的和无所作为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承认世界没有绝对的平等，现有的世界秩序需要调整和改革，我们参与其中才能发挥作用。这方面，政府应该起主导的作用，大国要承担大国的责任，这是国家软实力重要的组成部分。

　　能源消费和减排机制没有准备好

　　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增加了能源的消费，温室气体的排放与生活质量成正比。此前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过去超量的排放大大压缩了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发展的空间。在同一个地球同一片蓝天下，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技术、资金和话语权大多还把握在发达国家的手里。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等当前最为普遍的可再生能源尚无可能完全替代传统能源。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出现不仅能增加能源的供给，还能使化石能源变得“洁净”一些。目前只有美国、加拿大具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页岩气和煤层气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能源消费的竞争力，但并没有赢得完全的主动权，不像当年的英国和美国通过创新能源煤炭和石油的应用使竞争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

　　像煤炭和石油天然气那样成本可接受、可持续大量供应的新能源还没有出现，除了成本和产量的基本特征外，新能源还得有低排放低污染的特点。下一个能源革命很可能是在以下两个方向出现突破，一是像蒸汽机内燃机那样全新的原动力发动机的发明，二是为现有的原动力发动机发现新的燃料或大规模可支付的能量储蓄装置，可控热核聚变装置和可靠大容量低成本的蓄电装置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而这些都需要全新的技术和巨大的投资。发达国家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有先进的技术能力。发展中国家大多仍处在工业化的过程，能源消费在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也在增加，既缺技术也缺资金，无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尽管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由于各自的利益，谈判进展得极为艰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了，我们对能源的需求还在快速上升，而我们一次能源的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整到位，我们将必然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尽管这次德班会议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约束力的成果，减排控温的压力将是实实在在的。欧盟强行开征航空碳税就是一个“强制减排”的例证，只要开了头，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强制”措施会越来越多。从“十二五”规划上看，政府是有决心的，措施也是强硬的，但应该看到，减排最大的潜力是在改变煤炭在一次能源中过高的比例而大幅度提高天然气的比例。资金在哪？技术在哪？替代资源在哪？任务极其艰巨。

　　国家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还在探索

　　今天我们不可能把过去在国内成功的模式搬到国际上去，因为海外生产的石油能不能运回来至少受到如下因素的控制：第一，资源是在别国的领土上，石油的流向完全受本土政府的调度；第二，是否具备石油集运的条件；第三，石油组分是否合适国内的炼厂；第四，运回国内的成本是否合适。另外，由于思维惯性和没有经验等原因，近些年对中国公司“走出去”不仅在目标、宣传或操作上都有些错误和不足。加上资源国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使中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受到了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非议。

　　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都在努力“走出去”，通过数百亿美元的投资获得6000万吨/年的份额油，成绩斐然。实际上，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全球对石油天然气的投资，增加了全球能源的供给。中国公司投资获得的产量与跨国石油公司一样，绝大多数份额都在当地或国际市场上卖掉了，只有很少一部分（10%左右）能运回国内来，中国进口石油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国际市场买来的，是“贸易”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的结果。

　　但在国外多数专家和媒体看来，中国的石油工业管理体系还没有融入到整个石油体系中去，依然还很有“孤家寡人”的味道。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自己的认识没有调整过来，自然更没有向世界解释清楚；二是中国的石油公司积极地参与世界各国众多的石油天然气项目竞争，而对国内的项目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维持了寡头垄断的不变格局。这也是我们没有准备好参与国际竞争融入世界的结果，这种形象是需要尽快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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